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梓之地，不仅养育了自己，也养育了父祖，因而敬畏感恩之心不可少；乡里之人，曾经守望相助，共风雨同劳作，面对他们谦朴之心不可缺。

明代何良俊，松江人，嘉靖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他好读书，藏书四万卷，涉猎殆遍，述事颇有独到见地。

“余最喜寻前辈旧事。盖其立身大节，炳如日星，人人能言之，独细小者人之所忽，故或至于遗忘耳。然贤者之一颦一笑，与人自是不同。”致力于探寻前辈旧事，并透过其中细节，感悟做人为官之道，这是何良俊的文趣。他在《四友斋丛说》里，就分别以蒋性中和文征明的两件事，谈了“不以其贵加乡邻”的道理。

明初，蒋性中担任兵科给事中，他清廉耿介、对下严厉。家居之时，蒋性中曾带着两个仆人，驾小船入城办事。遇潮落水逆，船难前行，他让两个仆人上岸拉绳索，自己在船尾以橹代舵。恰巧，一艘粪船从旁经过，两船碰上了。蒋性中一副百姓打扮，乡人不知其身份，便大加窘辱。两个仆人见状，厉声喝道：“这是给事中大人，是蒋老爹，你们岂敢无礼！”蒋性中一听，大骂仆人：“你们哄人，此处哪得个蒋老爹！”随后，赶紧催促仆人挽船离开。

在古代，乡贤祠是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贤德之人所设，可以显忠良、维风教，入祠自然是很高的荣誉。正因此，凭借权势和金钱，为父祖营求入祠的不少。“衡山先生”文征明却多次告诫子孙：“吾死后，若有人举我进乡贤祠，必当严拒绝之。这是要与孔夫子相见的，我没这副厚面皮。”对此，何良俊深以为然。在他看来，文征明当然是德高望重的前辈，那些贿求入祠者，父祖不入不为辱，假如入祠之后遇有异议或者被请出祠来，则辱及父祖甚矣。

不难看出，何良俊所推崇的，与多数人固有的“出人头地便觉高人一等”观念不同。“一登科第，便非肩舆不行，甚者仆从如云，夸耀乡里，以为固然”，文典戏曲中，类似的情状并不少见。《官场现形记》第一回，赵温中了举人，请来两榜进士王乡绅吃喜酒。酒席上，除了王孝廉，王乡绅再无第二个人可以谈得来，“穿草鞋的”根本入不得眼。这样的“王乡绅”数不胜数，更凸显那些“蒋性中”和“文征明”品行高贵。

清代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谈到，陈亦韩礼部会试得中之后回到故乡。按例，凡投帖拜贺的亲友，都要一一回拜。陈亦韩适有足疾，难以行走，便租了顶轿子，但特意挑那种又小又破的。足疾痊愈后，即便是刮风下雨，他也坚持徒步前往。科场扬名之人，在乡里还能保持那份谦朴，在那个时代是极可贵的。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梓之地，不仅养育了自己，也养育了父祖，因而敬畏感恩之心不可少；乡里之人，曾经守望相助，共风雨同劳作，面对他们谦朴之心不可缺。东汉大臣张湛是扶风平陵人，回乡时一看到县衙大门就下马步行。有人提醒他“不宜自轻”，他驳斥道：“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

“彼若是，吾独不能若是耶？”在家乡人眼里，从那片土地上高飞的人才，既是国家的栋梁，也是后人的榜样。他们能拔节成长、脱颖而出，大抵都曾有一番吃苦奋斗的经历、一份勤勉为民的情怀，这些都是正面的榜样。衣锦还乡后，若是夸耀乡里、作威作福，就会引人侧目，甚至带坏风气、误人子弟。

忘掉身上的锦衣，我们党的老前辈作出了表率。1925年，时任澧州镇守使的贺龙回到桑植，由于家里房子被烧毁，家人正在修建一栋大屋。贺龙看到后断然阻止，他说：“你们看看，左邻右舍这些茅草木屋，单单我家修一座大殿，当成菩萨来供，这不是成心叫人骂我吗？”1961年，刘少奇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不给乡里群众添麻烦，他不但化名“刘胡子”，还住进一间破旧空荡的猪栏屋楼上。

人都有乡情，领导干部也一样。“还是那副艰苦朴素的样子，还有那股勤勉为民的情怀”，但愿出入故乡时，我们总是能得到这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