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外出办事回到大院，看到南大门站岗的哨兵军姿挺拔，是个一副娃娃脸的小战士。一问，是刚入伍的新兵。漫步路上，我心里映着这新兵的影子，不由地回想起当年自己站岗的难忘记忆。

1968年临过年，新兵训练结束了，我被分到一排三班，正式参加了连队的训练执勤。那天，我第一次站第五班岗，因为是新兵，又是晚上，连里要求由老兵带岗。不巧带我岗的副班长肚子痛，说让我先上岗，他好点了就来。我们连驻在威海市南大桥西南方向一个半山坡上的独立营房，周围无居民，靠营区西边、南边是一片苹果树，再向上是一片松林。夜晚四周墨黑墨黑的，西北风紧刮着，一阵尖叫，一阵低吟，很是瘆人。我一个人站在哨位上，身冷心怕，在这孤身无助的时候，我愈发想家了。眼前浮现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的情景，我禁不住流了眼泪。一阵风摇，一阵揪心，一声狗吠，一阵心跳。我越是害怕就越想起了前几天连长上的战备教育课。要我们警惕潜伏敌特的破坏活动。我双手端着枪，右手的食指已经搁在了扳机上。此时，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也如临大敌。

就在寒冷、恐惧的我与黑暗、风吼的对峙中，一道光束向我射来，我如崩断的皮筋弹跳了起来，转身举枪，脱口而出“口令？”“月亮。”听口音是指导员，我才松了口气，这时才发现数九寒冬自己却出了一身冷汗。指导员叫董永贵，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四川人，为人厚道，没有架子，给我们上过几次课，我喜欢听他的四川口音。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一点也不觉得生分。“怎么就你一个人？”指导员问我，我说：“俺副班长肚子痛，过会儿就来。”指导员没吱声，转身走了。不一会儿，他穿上棉大衣又来到我身边。我明白指导员是从我刚才的惊慌失措中，感知了我的恐惧，这是陪我站岗来了。尽管我俩再也没有语言交流（条令规定哨位上不准讲话），但从紧靠着我为我挡风的身体和时不时互视的眼神里，我已感受到了指导员对我的关爱。一股暖流淌入我的心底，泪水随着呼出的白色热气顺腮而下，流到嘴角，渗入舌尖，它已不再是苦涩的，而是变成甜甜的味道。指导员陪着我直至下岗。过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我总觉得欠了指导员一句应该说而当时没说的话：“指导员，您回去休息吧，我自己能行。”

若干年后，我从机关走上了带兵的领导岗位。1984年过了小年，一天到训练场检查训练，大老远的就听到了战士们在评论着前一年的春晚，“侯宝林的相声，包袱真多，有滋有味的。”“人家严顺开的喜剧小品‘阿Q的独白’别有风味，一看见他人就开心。”“估计今年晚会还能有他们的节目，不知道我站哪班岗，能不能看得上。”多么可爱的士兵啊，他们冒酷暑战严寒，摸爬滚打在训练场上，不叫苦，不喊累。就盼望着除夕夜能开开心心、痛痛快快地在一块茶话、玩耍，完完整整地看一个春节联欢晚会。作为领导和兄长，我们应该满足他们这个并不高的期盼。我边走边寻思着。

除夕的前一天，吴团长和我们一碰头，不谋而合。这年的除夕夜，全团干部替换战士全副武装走上了哨位。我们团领导接的是团部南大门的岗。当我晚上8点站上哨位时，一名战士气喘吁吁地跑来，“啪”地一个军礼。一问方知，他是当年入伍的新兵小李，刚满18岁，是来自城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独生子。特务连原来是安排他站这班岗的，指导员告诉他今晚的岗由团首长接了，他是特地请假来说声谢谢并敬个军礼的。互致军礼后，我撵他赶快回去看春晚，他高兴地蹦了个高，眨眼的工夫就消失在夜幕里了。

同样是刮着西北风的冬夜，顺风送来了战士们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我感到欣慰。今晚被干部替换了岗的战士，虽然比不得当年指导员陪我站岗的那境况，但从他们的眼神里和神态上能看得出他们满足的心境和欢快的表情。我抖了抖棉大衣，放下了棉帽耳朵，腰板挺得更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