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其兴也勃，其亡也速，引发了百年来不少革命家为之扼腕感叹。毛泽东同志曾对太平天国的兴亡很感兴趣，他在1944年11月致信郭沫若说：“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可惜因种种原因，直至改革开放后，国内史学界才能客观地总结其经验教训，使前车之覆能成为后车之鉴。

1851年1月，原来不为多少人所知的“拜上帝会”在广西偏僻的金田村一呼而起，很快有上百万人闻风响应，兵锋席卷半个中国。1853年春，太平黄旗插上国内第二大城金陵，这堪称继大泽乡、黄巾起义后的又一场历史性民间起义。

大规模起义的兴起需要广泛的社会基础。鸦片战争后的国内阶级压迫和盘剥加重，外国商品大量输入和五口通商又造成南方众多人口失业。原在粤桂两地间搞长途贩运的杨秀清被迫到山区烧炭，在广东考不上秀才的私塾教师洪秀全到那里宣传“原道救世”和“天下一家”的理念，短时间内就组织起有上万人参加的“拜上帝会”。洪秀全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强调造反是“奉天诛妖”，然后就能建立“新天朝”，达到“世上之人皆兄弟”的“均平”。这实际是古代平均主义即“均贫富”的新版本。太平军在数千里转战途中，将前来投奔的大批饥民、流民组织成军，规定“人人不受私”，财物都归“圣库”，向他们许诺日后可共享富贵，并在军中实行男女分居的禁欲生活。这样一来，无牵无挂的造反者能够舍身拼命，相比之下只知谋钱保命的清军官兵自然不是对手。

然而历史事实却证实，“均平”对饥寒者而言能在短期内起到兴奋剂的作用，但平均主义最终只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禁欲主义也只能作为专注于生死搏杀的战斗队伍的临时举措。一旦环境稳定政权建立，在有限财富和人们无限私欲的作用下，只可能均贫而不可能均富。表面上讲平均，事实上只有上层少数人享受特权，下层则共同受穷。在“平均主义”的口号下，滥用权力的现象反而日益加剧，而权力的滥用又从根本上摧毁了平均主义。

1853年春，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对于下层军民仍严禁喝酒抽烟、剪发刮面、夫妻同宿及私藏财物，违者“斩首不留”，特权阶层却更为纵欲享乐。洪秀全在新建的天王府内所纳嫔妃多达88人（还有一说108人），东王、北王乃至翼王也效仿其大修府邸。太平军中的普通官兵只能吃大锅钣，粮食供应不足时要“合城食粥”，上阵冲锋者才“准吃饭”。如此差距悬殊的待遇，真是对《天朝田亩制度》中“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辛辣讽刺。虽然后来有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农民政权”，但实际上它在进城后就变为封建政权了。

在封建体制下，作威作福的关键是掌握权力，对权力的争夺又会导致自相残杀，这也成为旧式农民政权难以逃脱的规律。定都天京仅3年，太平天国就出现了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之间的血腥内讧，导致“人心冷淡，士气减半”，军民原有的幻想在宗教狂热冷却后完全破灭，一时盛传“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的歌谣。太平军初期能够以少胜多，后期扩兵至百万众却敌不过总数不足20万的湘淮军，且屡屡有数以万计的官兵集体投降，最终在湘军围攻下于1864年夏天覆灭。

太平天国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洪秀全等人成长于落后的封建社会，思想上跳不出小农意识，掌权后迅速腐败堕落。防治腐败、限制特权，不能依靠旧式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宗教虚言和乌托邦幻想。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推翻几千年封建专制，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才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途径。这是我们回顾太平天国的教训后应当得到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