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学写作直到今天，我写下的小说都是关于军营和军人的。说得具体一点，写的几乎都是戍守戈壁大漠的普通军人。有时我会对自己单一又狭窄的题材心生疑虑，也想试着去写点别的什么，比如战争，毕竟战争是军队永恒的主业，同样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何况在我极有限的阅读经验中，那些写出过军事文学经典著作的作家似乎总与战争有缘：托尔斯泰作为炮兵连长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约瑟夫·海勒作为B-17轰炸机投弹手执行过数十次轰炸任务，诺曼·梅勒作为侦察兵在菲律宾战场上穿越过丛林，冯内古特则作为战俘亲历过德累斯顿大轰炸……更不用说人民军队中那些从战争中走来的文学前辈和他们留下的名篇佳构。对他们来说，战争是人类的苦难，却也是文学的幸运，他们经历硝烟穿越死亡，在血与火中淬炼出了供奉于精神圣殿之中的文学之鼎，留与后人钦羡瞻仰。而我呢？我有什么？对我这样一个经历平淡才能平庸的写作者来说，唯一拥有的，只是自己20多年毫不起眼的军旅生活经历。不论我如何试图改弦更张去写点别的什么，一旦准备动笔，脑海中浮现出的必定仍是那座伫立荒原的营盘，仍是那些熟悉的军人面孔，仍是漠风永不止息的河西走廊和巴丹吉林沙漠。

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会有些忐忑。生于哪一个时代是一种命运，但如何面对这个时代却是一种选择。作为一名部队作家，身处当下的中国和当下的军队，应该去写点什么？换句话说，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是否足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文学世界？我想，这不仅与时代有关，与文学有关，更与和平年代军队的意义与军人的价值有关。而对一个军人来说，这些意义与价值不是先验的，而需要不断地、一遍又一遍地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去思索、去追问。

记得军校刚毕业时，我在巴丹吉林沙漠南缘的一个连队当技术员。我们连队离机关很远，院子里有一大片菜地，一个猪圈，还有一个用四根废钢轨和几十根钢管作龙骨的蔬菜大棚，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收放给蔬菜大棚保暖用的草帘子。那里有着我平生仅见的没有围墙的营区，除了军人和少数军人家属，连一个牧民都很少见到，甚至连个饭馆都没有，只有一个与我们同时上下班的服务社，我常常因为去晚了而买不到东西。那里似乎到处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营房的造型、树木的年轮、兵器的型号和人的出生年代，当然，这里也有着我平生所见最为晴朗的天空和最为灿烂的星河。在那种环境中，人的身体常常是闲置的，最活跃的是脑袋。面对沙漠和星空这样浩瀚的事物，人就免不了会胡思乱想，但那时的我并没能想出过什么名堂。因为尽管我当时身处其间，却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理解或者没有想去理解这种单调琐碎的生活究竟对我意味着什么。

多年以后，我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时，才第一次真正回头去审视自己的那段不算太短的时光。从写作初稿到数次修改完毕，大概用去了两年的时间。近两年的写作中，我调动几乎所有的生活积累，曾经在我看来单调甚至乏味的生活碎片被重新拼接，直到它们成为一幅斑斓的图景。军校毕业后，我先后在加注技师、装备助理员、通信排长、训练参谋、组织科干事、汽车连指导员和宣传科干事岗位上工作过或长或短的时间，当时很多令我厌倦的事情反倒成了回忆中最深刻的印痕。记得军校毕业刚分到基地时，我曾跟着老兵学习地空导弹燃料加注专业，那时我对加注车上的阀门和管道毫无兴趣，盛夏戴着防毒面具训练时憋闷的感觉宛如昨天，写作时，鼻翼间似乎还飘荡着一丝导弹燃料极其特别的味道。还有我四年多的连队指导员经历，那一茬茬来来往往的士兵，他们的快乐与悲伤至今时常在我内里泛起波澜。这感觉正如军校新训时最令人头痛的整理内务、紧急集合之类的事情反倒成为人生中最精彩的片断一样，我很庆幸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也很庆幸能把它们写进小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小说中写出了一部分自己，或者说，写出了诸多自己的一个，但更多的来自我熟悉的那些军人和他们的故事。因为我想写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我想写的是我们这一代军人的生活。在我看来，辽阔的戈壁大漠不仅是最好的武器靶场和战术演训场，同样也是绝佳的文学现场和心灵试验场，把年轻的男女军人们放在此地，也许才能更清晰地展现他们的抉择与放弃，才能更尖锐地呈现他们的欢乐与痛苦，才能更自然地表现他们的相聚与别离，也才能让读者更深切地感受到和平年代被人所忽视的军营世界与迷彩般斑驳的军人内心。我试图在这部小说里探究年轻军人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实现精神成长的，是如何在时光和风沙的磨砺中寻找到生活意义的，是如何在不为人知的所在中坚守职责的。这听上去可能有点老生常谈，但我想，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找寻与追问。正是在这些看似枯燥单调又无法选择的军营生活中，每个军人都渐渐拥有了别样的生活与记忆，对我而言，是这些生活与记忆填充了我的生命，塑造了我的性格，点燃了我的冲动，也提供给了我丰厚的素材。写作《导弹和向日葵》的过程让我明白，没有哪一种生活就比别的生活更有价值，也没有哪一种生活就比别的生活更值得书写。生活是时间之河的水流，是生命之树的枝叶，是历史长卷的注解，是时代影像的颗粒，在我看来，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文学的丰富性，每一种生活都适合文学生长，军营生活亦然，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曾真正融入并尝试去理解这种生活。

《导弹和向日葵》是出版单行本时用的题目，最初发表在《当代》杂志上时题目还叫《瀚海》。这个题目和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名字一样，都来自我一直喜欢的唐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因为这首诗让我觉得小说里的人物都有了某个确切的出处，也仿佛给了我一个写作征途上的立足点。在我看来，岑参这首诗和很多边塞诗不同，既有严寒，也有热血，既有悲怆，也有雄浑，诗句掺杂着许多莫可名状的复杂心绪，而不仅是通常所见的激昂或者伤感。更有意思的是，诗人所描述的更像是一种边塞军营生活的“日常”，而那千年前的情绪与场景竟与我的感受如此契合，让我不能不感叹文学拥有的那种穿透时空的力量。所以写作时，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小说能有一点这样苍茫又细腻的滋味，很希望自己的小说能更充分地表达出军人内心丰富的情感。

当然，真正的写作不是“山寨”世界，而是创造世界。文学创造世界的材料无疑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我亲手触摸过的真实的生活。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思维驽钝又想象贫乏的作者尤其如此，只有能点亮我心灵的真实生活才是创造世界最好的材料。正如托尔斯泰在《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中所言：“这个故事里的英雄是我全心全意热爱的。我要把他的美尽量完善地表达出来,因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远都是美的。这英雄不是别的,就是真实。”我同样相信真实所具有的力量。所以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问自己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是真的吗？我必须给自己一个确定的回答。

事实上，关心我的朋友曾问我，主人公的命运是不是应该“更好一点”？也许他们认为结尾时的“叶春风”能够被重用，这才是一个“光明的尾巴”。但我觉得，“叶春风”是我心目中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军人，他最终选择在大漠军营中坚守就足以说明一切。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再渺小的人生也会闪耀出与众不同的光亮，只是我们很少去注视那些测不出波长的光亮。从这个意义上说，“叶春风”不仅是一个小说人物，也代表着我心目中真实的、真正的军人形象。他们是平凡的英雄，仿佛荒漠中的沙枣树，在烈日下、在狂风中、在时间里任凭吹打，直到扎根于此，坚定不移，并与大地相守，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