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代文学研究者对革命与情感、战争与爱情等文学互动实践的热情解读相比，当代学界往往对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战争与情爱分开来加以研究，“以整合性的学术视野来全程观照1949-1979年中国当代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研究几乎阙如”。既有研究成果即便对此有所观照也多拘囿于诸如性心理学、女性主义等特定的理论框架中，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更为丰富的人性内涵以及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信息。

基于上述发现，赵启鹏的理论专著《中国当代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研究(1949-1979)》，立论新颖、资料扎实、学术生长点颇多，有效填补了这一研究的空白视域或薄弱环节，而且颇多开拓和推进。

著作显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专著在《绪论》中提出了诸如“在现代战争酷烈的氛围下，异性间的情爱是一种什么样态的存在，它与日常生活中的爱情有什么不同？”“1949-1979年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情爱模式有哪些，它们是怎样表现战争中人类的特有的现代性情爱内涵的？”“人类情爱被阶级/民族战争彰显和遮蔽了哪些东西？”与1949-1979年战争小说的情爱叙事相比，新时期以来战争小说的情爱叙事表现出了怎样的超越性等十一个相互关联，又覆盖了文学外部与内部、横向与纵向的问题。继而，以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解析为出发点和旨归，著者从叙事模式、叙事策略的文化考察、审美建构以及问题背景等四个层面检视了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这个长期被忽略和遮蔽的重要存在。论著细微缜密的结构、阐释与思辨在有力支撑结论的同时，也显现出赵启鹏踏实严谨的学术作风和念兹在兹的创新意识。

在绪论中，赵启鹏首先对战争与情爱、战争小说与情爱叙事等几个内涵外延都不甚明确的概念做了清晰细致的自我界定。战争小说与情爱叙事，前者并不局限于以战争场面或战斗过程为描写内容的作品，也涵盖了在对战争场域中人之存在境遇作文学审美观照的文本；后者指的仅是战争境遇下人的情爱行为的文学表达。著者坚持从最具历史在场感的文本出发，总结出最具代表性和概括性的四种情爱叙事模式，即革命/战争伴侣式情爱叙事模式、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情爱叙事模式、阶级/民族超越式情爱叙事模式以及悖论式叙事模式。著者充分地调动起女性学者更为擅长的感性思维，对诸多小说的情节设置、人物形象等作了鞭辟入里、细致独到的分析与解读。如此，著作便显示出平衡理性与感性、宏观与微观，兼具学理性、诗性、创新性，甚至可读性的宝贵品质。

在坚持鲜明的启蒙主义立场，秉持坚定的文学性、审美性标准的同时，赵启鹏还竭力以历史化眼光离析出“所在者”的价值乃至合理性。例如，在考察1949-1979年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审美话语建构时，著者认为绝不能将“所在”与“合理”等同于真实与真理，也“应该试着不去苛责当时处于异质意识形态敌视包围圈中的新生政权和红色战争文学”。因为这一阶段的战争小说及其情爱叙事“蕴含着个人和民族不可磨灭的生动记忆”，诸多写作者对中国气派、民族特色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与营构更使得文本“蕴含着我们民族文学的内核与特质”。赵启鹏在充分打捞历史记忆，研读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竭力将自身置于“话语讲述的年代”剖析文本，并尽可能感同身受地体悟、理解个体生命的选择、无奈与伤痛。著者意在提醒我们注意战争对人性的残酷碾压，以及主流文学慰藉性伦理的普泛性缺失，继而实现更深层次的反思。诚如著者所言：“意识形态话语整编个体情爱故事的缝合之处，也是意识形态话语开裂的缝隙之处。”可以说，由于著者的论述并不止步于对1949-1979年战争小说情爱叙事作单向度的评判，而是试图以重返历史现场的方式发现其在特殊历史情境中的“合理性因素”，这些“开裂的缝隙之处”才得以更清晰全面地显露出来。

陈平原曾指出清末民初的“写情小说”所写的大都是“无情的情场”，主人公或因政治而忘情，或因礼仪（名教）而绝情，或因金钱而薄情。较之而言，战争确乎是冷酷无情的，但赵启鹏的这部专著却建构起一个有情的战争文学世界。

透过著者的论析，我们不但得以窥见本属于私人空间的情爱，被动汇入国家现代性想象的过程及功能，体察彼时文学场域中多重力量的博弈，更得以在对人情、人性之消逝的检视与喟叹中重审特殊历史环境对个体生命的异化，继而反思丧失了“艺术自律”的文学书写的种种缺憾。应该说，它的学术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另外，尽管著者力图对此文学议题作尽可能全面充分地挖掘研究，但往往越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就越难有被穷尽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著者所秉持的问题意识，所具有的较强的思辨能力使其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而这些新的问题更是同样具有继续探讨的价值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