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范晔《后汉书》，流连于东汉光武帝麾下“云台二十八功臣”的诸多事迹。尤其是读及名列“云台功臣”第五位的寇恂故事时，更为其文才武略和被“借寇”于民而击节赞叹。

范晔在《后汉书》中将寇恂与名列东汉开国第一功臣的邓禹同列一传，评价他道：“经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从吏士；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就是说，他不但懂得儒家经典理论，而且按照儒家的要求修身养德。另外，他对人还很大方，经常把自己的“俸禄”资助给朋友和部属，所以，当时的人们普遍赞扬他有长者之风，并有宰相的才能和器量。

在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寇恂不但有建策拥立之功，而且在军事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刘秀征服陇右军阀隗嚣手下大将高峻时，当邓禹等大将围攻一年不能下、刘秀亲自出马也不能成功时，刘秀派寇恂出马——结果，寇恂一到，杀掉了前来谈判的高峻军师皇甫文，第二天高峻就主动投降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杀使降城”故事——寇恂知道皇甫文是高峻军事上的主要“心理依靠”，杀了皇甫文，有勇无谋的高峻只有投降一条路可走。

后来，当刘秀以河北为基础展开统一全国的征伐之战时，任命寇恂担任至关重要的河内太守一职（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在这个岗位上，寇恂不但率领军队击败了更始政权前来抢占“地盘”的优势兵力围攻，而且组织人力挽车，亲自督促粮运，使运往前线的粮车“前后络绎不绝”，有力支援了前线汉军作战。不但如此，寇恂还用河内的税赋接济当时朝廷文武百官的禄米。对于寇恂这段在东汉开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连后来的梁武帝萧衍也称赞道：“昔萧何镇关中，汉祖得成山东之业；寇恂守河内，光武建河北之基”——把他的功绩和西汉开国三杰之一的萧何相比。

而关于寇恂最著名的历史典故，就是“借寇”于民轶事。

公元27年（建武三年），刘秀拜寇恂为汝南太守。寇恂当太守期间，不但取信于民，执行轻徭薄赋政策，而且重视教育，广修乡校以提高当地群众的文化水平。为了提高官员们的文化素质，他还聘请了当地能讲授《左氏春秋》的人给官员们“集体上课”，自己也亲自聆听名师的讲学。后来，寇恂回到朝廷担任“执金吾”（主管首都军政军务的重要官员）一职，成为中枢大臣。32年（建武八年），寇恂以“前锋”身份率军引导光武帝刘秀南下平定叛乱，路过颍川（与汝南相邻）附近时，当地叛乱的“盗贼”们（实际上是农民起义）听说寇恂“回来”了，全部主动归降。这次在当时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消除了。

但是，当光武帝率领的大军和寇恂会合，行军经过长社县（今河南长葛）时，却遇到了一件让光武帝左右为难的事：当地百姓纷纷“遮道”请求“复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即老百姓们拦住皇帝的车辇，请求皇帝“再借”寇恂留任一年，而光武帝最终也顺应民意，让寇恂在当地当了一年“县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借寇”事件。此后，史家就常用“借寇”一词来表示群众挽留地方官，含有对官员政绩的最高称美之意。这一点，又绝非历史上有过“贪腐”污点的萧何所可比。也许，这就是明朝大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寇恂“出可为能吏、入可为大臣者”的主要原因。

光武帝刘秀所开创的“建武盛世”，以及在他之后的“明章之治”，是中国封建历史中政治比较清明、老百姓“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历史时期，而寇恂就是那个历史时期为官施政的杰出代表。我们今天不知道他当时的具体施政方针和理念方法，但能够让老百姓如此“称美”并“借寇”的官员，一定是一个爱民如子、敬业爱岗的典范。“建武盛世”离不开寇恂们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开卷有益，各级领导干部要多从“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中汲取营养，把读史作为一种追求和爱好，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中提高官德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