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针对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指出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并且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进一步提出和论证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有力引领了世界和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习总书记的讲话立意高远，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哲学命题即人类命运的问题。古往今来，诸多中外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给出过自己的答案，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人类的命运，就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如何对待和解决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从哲学史上看，不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也不论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是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虽然不同程度地都做过有益的探讨，但是最终都没有跳出宿命论的窠臼。

在古希腊哲学中，命运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内容，而且理性主义色彩越来越浓重。赫拉克利特提出了著名范畴“逻格斯”，“逻格斯”是一种隐秘的智慧，是世间万物变化的一种微妙尺度和准则，他认为命运的本质就是“逻格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他所构造的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作为其核心概念的“绝对”概念，是“整个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其《逻辑学》不过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泛神论。如恩格斯所说：“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自殷周以来，崇尚永恒的天命观念是其主导的方面。殷商时期就创造出了一种至上神的观念，被称为“帝”或“上帝”，这是上天和人世间的最高主宰。周灭殷后，继续宣扬“受命于天”的观念。春秋战国时期，天命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儒学的核心内容。“道家讲命，比儒家更甚。儒家虽讲命，而仍不废人事，实以尽人事为基本；道家则不谈人事，专言天命。道家所谓命，也是人力所不及，人力所无可奈何的意思。”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宣扬神不灭论即灵魂不灭论，传播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的思想。至此，儒道释殊途同归，诸家合流，形成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史上占主流地位的命运观。

综上可见，在对待人类命运问题上，中外哲学思想史上虽说法不同，但归结起来都是宿命论的观点。他们在人类命运问题上陷入困境，关键在于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时所指出的：“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解释事实的多种方式之一。”

（二）

回答人类命运问题，从根本上说，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

第一，只有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才能科学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制造工具的劳动是“人猿相揖别”的根本标志。在这种劳动中，人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相互交换的同时，人们之间也互相交换其活动，并形成一定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因而才有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存在和发展。劳动是实现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飞跃的客观基础和根本动力。

但是，当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的时候，却没有学会预见到自己生产行为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以致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复活了在欧洲早已被抛弃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这说明，人类还是盲目必然性的奴隶，还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习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回首最近100多年的世界历史，指出这100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这又说明，人类渐渐学会了认识、控制和调节自己行为的社会后果，在逐步从必然向自由迈进。

第二，只有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才能科学回答“我们现在在哪里”的问题。

回答“我们现在在哪里”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回答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在社会中的定位问题。马克思曾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依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马克思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基本社会形态。这说明，人们的交互活动构成了社会，而每一个人又都是特定社会和社会形态中的人。

今天的人类，正是生活在马克思科学预见和提出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基本的社会形态之中。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历史站位。

第三，只有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才能科学回答“我们将到哪里去”的问题。

事实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人类将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的总趋势。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种联合体中，人与自己所处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个人的性质将发生重大变化，从“阶级的个人”“地域性的个人”或“偶然性的个人”，转而变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有个性的“自由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举，就是为人类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理想境界而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和重大战略举措。

（三）

人类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关键在于要有做好历史创造者的担当。

马克思曾经以历史剧作比喻，说明历史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他指出在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中，人既是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这也正如恩格斯所说：“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

做好历史的创造者，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

第一，必须明确“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准确把握这些历史前提条件，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不能不顾客观条件而恣意妄为。

第二，必须明确“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这就是说，社会历史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社会规律是人的活动的规律，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尊重客观规律，坚持二者的辩证统一。

第三，必须明确“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就是说，社会规律作为必然性是通过人类的大量的偶然性活动开辟道路而得到实现的。因此，作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勇于担当，立足本职，潜心实践，干好自己的事情，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深化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一步一步走向自由王国。习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勇于担当，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进。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