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大年将至，看着大街上日渐增多的“中国红”，我的思绪飞快倒流，回到了2002年的春节。那时，还没有随军的我来队过年，在部队家属招待所里和爱人团聚。

所谓招待所，其实是一个“浓缩版”的家属院。院子方方正正，建有3排、一溜15间的青砖红瓦房。一间房一扇门一个窗，便是一个小家庭。

平日里，院子里满满当当、热热闹闹。大孩子、小孩子房前屋后嬉闹奔跑，家属们三五成群在一起干活聊天。日子在这种和睦悠然中，过得很快。转眼到了腊月，随着大部分人都回老家过年，小院渐渐冷清下来。45家人，到最后只剩下了我和老王这对“苏鲁组合”的夫妻，以及来自辽、蒙、湘、鄂、皖、晋等地的十余户继续留守。

年，最容易惹人想家。我们这些无法与亲人共度佳节的各地游子，想家的思绪更如野草丛生般惶恐焦灼。有的人家，不知是因为天冷还是其它什么原因，都不怎么见出门了。

这天，院子里拥有最高学历的家属、山西籍军人俊伟的妻子朱红老师敲开了我的家门。

一进门，她就直说来意：“咱们虽然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但过年咋能冷冷清清！我有个主意，留守的这几家每家凑点份子，咱过一个大大的团圆年，如何？”

其实，那时候留在驻地过年的，除了个别是因为工作需要走不开，没钱、孩子小、旅途远坐车难等才是困住回家脚步的主要原因。不能和亲人相聚的年，不用想就能品出其间的苦涩。所以，朱红老师的话音还没落，好热闹的我和老王就撒丫子地去叩这家的门、敲那家的窗了。

结果自然令人欣喜，各家纷纷响应。家属招待所的“常驻大使”“老地勤”丁晔大哥亲自出任“大总管”，负责收钱记账、分配任务。一时间，大家纷纷忙碌起来。东家去市场批发鞭炮、拉花和灯笼，西家到商店购买糖果、糕点和干果。我问丁大哥我该干点啥，他乐呵呵地说：“你肚子里有墨水，就负责写一个能表达咱所有人心声的春联吧！”

接连两天，我搜肠刮肚拟了七八稿，可没有一个满意的。没办法，只有去求助丁大哥。

丁大哥笑着说：“我住在这里快4年了。每年春节，能回家的都回家了。我们这些留下的，过得着实冷清。今年不一样了，咱们这些小家庭来自五湖四海，凑在一起过年，就像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院里院外张灯结彩，小孩子们欢欢闹闹的，这才有年味嘛…… ”

听着丁大哥的话，我眼前一亮，一副对联脱口而出：“此地有情能聚东西南北客，他乡过年哪管日月星辰疏。”丁大哥一拍大腿，连声叫好：“也就是在部队，我们才能过上这样的年，横批就写——‘军营一家人’吧！”

除夕上午，我怀抱刚过周岁的女儿，站在家属招待所大门前，看着我家老王踩着高脚凳子贴春联、挂灯笼。高脚凳子，是张家口人小张搬来的；扶凳子的是湖南的小王；红纸上的黑字，是内蒙古的丁大哥写的；粘贴春联的浆糊，是安徽的张枫那勤快的媳妇熬的；刷浆糊的笤帚，是河南兄弟李泉中自己扎的；高高挂的大红灯笼和房前房后随风飘动的彩条，以及成箱的鞭炮礼花，是用大家的份子钱买的。家属招待所一改前几日青砖灰瓦的萧条，变得喜气盈盈！

晚饭后，随着老丁大哥的一声哨响，我们成群结队地走出院门。门前的空场上，男人们放鞭炮，孩子们点烟花。“砰”“啪”的震天响声和五彩缤纷的不夜天空，把每个人对年的渴望填得满满的。

疯够了，我们便提着糖果糕点，到部队俱乐部里唱卡拉OK。大人孩子三四十口，点歌一首连着一首，俱乐部的士官小王和他漂亮的小媳妇充当音响师，手忙心不乱地一一准备到位。担任主持人的朱红老师更是有才，即兴发挥主持词，三言两语就能把两首不同风格的歌顺下来，还挺幽默感人。我们笑着，感动着，巴掌很快就拍红了。

当丁大哥唱起《想家的时候》，现场原本欢乐的气氛突然来了个180°的大逆转。男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他身旁，眼泪哗哗地跟着唱和。女人们，很快也都泣不成声。只有孩子好奇又紧张地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不住地问：“爸爸，你怎么了？”“妈妈，你哭什么？”

一曲作罢，丁大哥一个劲儿地道歉，说他不是故意煽情，而是只有这首歌最拿得出手。聪明的小王利索地把歌换成《当兵的人》，才没造成全场“哀嚎”的难堪局面。

从快乐到伤心再到豪迈，所有人的情绪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难以平复。记不清聚会是怎么结束的，但那晚“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的军营“吼歌”声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深处……

转眼16年过去，当年家属招待所里的那群人都陆陆续续离开了军营。“东西南北客”，只剩我和朱红两家了。如今，我们有了固定的住房，有了私家车，回家过年也不再是啥难事，但每到年关，那段温情的记忆就会爬上心头，点亮一个新的军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