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贺很有才情，韩愈对他十分赏识，劝他考取功名。正当李贺准备赴长安考进士时，却有人放出流言：李贺的父亲名字中有个“晋”字，与“进”同音，犯了当时“嫌名”的忌讳。正因这一缘故，李贺终身不举进士。

对此，韩愈写了一篇著名的《讳辩》：“父名晋，不举进士。若父名仁，子遂不得为人乎？”陈锡玄也说：“此讳而近愚者也。”

类似这样“讳而近愚”的现象，并非个例。范晔的父亲名“泰”，于是范晔不任“太子詹事”之职；吕希纯的父亲名“公著”，因而辞掉“著作郎”之任。这样的忌讳，现在看来迂腐可笑，但在当时，毕竟有社会风俗的外部压力。然而，对于为官从政之人，如果在工作中“讳而近愚”，那就另当别论了。

明代有一个郡守，与人交往时忌讳很多。他刚到任职之地，一个叫丁长孺的人来向他谒贺，因为“丁”字有“遭遇”之意，不吉利，郡守怒而不见。他的下属明白其中缘故，把名帖上的“丁”改为“千”，郡守才欣然出来相见。试想，如果为官者都像这样，把“吉利”与否奉为标准，识人用人还能有什么准头？但实际上，看八字、看面相、看风水等现象，时至今日仍未绝迹。

官位，是一些人忌讳最深、最多之处。一天，有客人登门拜访秦桧，大门的守卫说秦桧不在。因为“不在”有“死”的意思，客人怒道：“你怎能诅咒你们大人‘不在’，说‘出外去’就可以了啊！”守卫面露难色，答道：“我家大人宁死，也不肯说‘出外去’三个字的。”眼里只有官位，宁死不愿外调，秦桧的官欲可见一斑。

忌讳，有时也是谋取私利的工具。北宋时，宰相蔡京权势极大，对于自己的名讳十分在意。因此，各级官员皆避其名，如京东、京西改称畿左、畿右。时任太尉的薛昂，很善于对蔡京逢迎拍马，与宾客会饮时，谁说了“京”字，就举杯罚酒；平日里，家人不小心说了“京”字，他也怒目相视；如果他自己一时口误说了“京”字，就自己抽自己嘴巴，以示警戒。

上级有所忌讳，下级知所趋避，难免会降低工作效率、搅乱官场风气、腐蚀政治体制，危害不可谓不大。上文中的薛昂，尽管因“善于讳”而一时显贵，但时过境迁，他终究还是和蔡京一起落得遗臭万年之名。

还有一类“忌讳”，是给违法违纪的行为安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头，以求掩人耳目。后唐明宗时期，僧家把酒称为“般若汤”，把鱼称为“水梭花”，把鸡称为“钻篱菜”，如此一来，破戒开荤就有了借口。这样的“巧言文过”今日也未绝迹，如“普通烟盒装中华”“矿泉水瓶灌茅台”之类。一旦事情败露，终究逃不过法纪的制裁，而且更加惹人痛恨嫌恶。

在封建时代，敢向风行于世的忌讳说“不”，需要非凡的勇气。北宋名臣杜衍，就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之士。杜衍认为：所讳在我而已，他人凭何干预？正因此，他在并州做官时，下官请教“家讳”，他说：“下官无所讳，惟讳取枉法赃。”

“忌讳”的能量是正还是负，取决于目的和动机。坚持理智和道义的“忌讳”，与源于迷信和私利的“忌讳”，性质天壤迥异，影响大不相同。“无所讳，惟讳取枉法赃”，这何尝不是为人处世、调和鼎鼐的良策？在是与非、义与利、名与实的问题上摆正态度，勇做公而忘私、刚正不阿、敢于任事之人，方能处理好“有讳与无讳”的关系，成就一番无愧于天地人心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