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7年，无疑是世界反恐史上取得重大胜利、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伊斯兰国”所谓“首都”拉卡被收复，其首领巴格达迪被击毙，人员死伤惨重，独立的军队和行政体系遭解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土崩瓦解是国际反恐取得的重大胜利，然而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国际反恐斗争仍将面临诸多新挑战。

“返回式圣战”或将成重大威胁

“伊斯兰国”的孕育、起势和发展至今已10多年，其所谓的正式“建国”也已3年多。巴格达迪建立“伊斯兰国”时，发布了一个“五年计划”，声称要建立一个囊括西亚、北非、南亚和欧洲的跨区域“哈里发帝国”。今天，“基地”现阶段的式微、“伊斯兰国”“国土”意义上的覆灭，尚不能理解为二者在组织形态上的灭亡，更不能理解为其所代表的极端宗教主义思想也随之烟消云散。

相反，在从东南亚至南亚，再到中东、北非的“C型不稳定弧”中，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仍然存在。此前，“伊斯兰国”具备与政府军直接对抗的实力。随着“伊斯兰国”溃败外溢，国际社会可能要面对由地上转入地下、从有形化为无形、从集中破坏变为“独狼”式袭击等更加难缠的恐怖分子。“返回式圣战”或将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威胁。

据不完全统计，数年之内赶赴中东的外籍“圣战分子”达数万人。“伊斯兰国”在伊叙覆灭后，其成员四处逃窜，他们“返乡”后的威胁不可小觑。这些恐怖分子，在伊叙强化了极端思想、接受了恐怖训练，不仅是现实威胁，更是所在国心腹大患。同时，恐怖组织将利用外围分支，进行联动破坏。2015年以来，所谓“返回式圣战”者接连在比利时、法国等地制造恐袭。2017年斋月，全球恐袭伤亡人数较2016年同期增加380%。

恐怖行动或将有新变异

在常规的“返回式圣战”之外，恐怖势力从未放弃通过技术手段，寻求新的暴恐战术，制造出新的恐怖袭击。

其一，应严防“网络核弹”。多数恐怖组织和极端分子都敌视现代文明，讽刺的是，其又不遗余力利用现代文明成果——网络，进行融资和勾连。当前，整个人类社会似乎已“运转在软件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对网络的致命攻击将打乱社会的运行。去年，勒索病毒的爆发，就给国际社会敲响了警钟。试想，如果恐怖分子对工业互联网，如核电站、变电站等电力系统或金融系统进行大规模攻击，后果不堪设想。而类似的情况已经出现过，乌克兰的电力系统，曾于2015年和2016年两次遭受攻击，出现大规模断电。美国基础设施委员会也发出警告，如果能源企业遭受“网络核弹”攻击，那将会是“9·11”之后最严重的恐怖事件。恐怖组织还经常利用新媒体发布英、阿、俄、法、德等多语种音视频，招募人员，鼓动袭击。对此，各国应制定打击网络极端主义计划，加强对涉恐信息的管控，干扰和截断极端信息传播。

其二，应严防“超级暴恐”。学术界认为，“超级暴恐”是指使用核生化武器，并使受害者达到10万人以上的恐袭事件。起初，国际社会并不认为这些武器会被恐怖分子所使用，主要基于两点：第一，技术门槛较高；第二，受制于心理道德底线。但是，随着各种技术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和扩散，以及技术人才的全球流动，技术门槛变得越来越低。而自从日本奥姆真理教的极端分子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后，国际社会认识到，恐怖分子的道德底线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对于“超级暴恐”事件的可能性，国际社会不可低估，各国必须采取相应对策和措施。

根除“毒瘤”仍需标本兼治

恐怖主义是人类文明社会肌体的“毒瘤”，虽未到“疾在骨髓”“病入膏肓”之时，但短期内也看不到“手到病除”的可能。分析认为，要打破近年来“以暴制暴”“越反越恐”的怪圈，还需标本兼治，消除恐怖主义滋生土壤。

治标不可或缺。对于现有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要形成高压打击态势，通过破坏决策链、斩断资金链、追踪通信链、干扰物流链，真正做到对恐怖分子“盯得住”，对涉恐信息传播“截得断”，对恐怖组织“瘫得了”，对恐怖袭击提前预警，有效反制。

治本更应重视。恐怖主义是社会治理失败的外溢结果，其深刻根源既是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更是某些国家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直接后果，导致一大批“失败国家”的青年在失业与失望中，从极端宗教思想中寻求精神慰藉。因此，应从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从地区安全与稳定机制的构建，从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出发，以期从根本上铲除滋生恐怖主义土壤，从而减少恐怖组织“后来者”和“恐二代”的产生。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逐步根除恐怖主义的“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