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猴场会议纪念馆，仿佛进入了红色的殿堂。
仰望纪念馆大厅正中央巍然耸立着的参加会议的十位中央领导人的雕塑，端详着沧桑而厚重的革命文物，周恩来的赞誉从历史的一端传来：“猴场会议是伟大转折的前夜。”
运筹帷幄战黔中，承前启后迎曙光。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以宏阔目标校准航向，向贵州转兵。在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红军挥戈向遵义进军，一扫黎平会议前的被动挨打局面，所向披靡，进展神速。
时光不语，历史有迹。1934年12月31日，江水滔滔，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各路大军已云集乌江南岸，为突破乌江天险作准备。
历史的进程是曲折的。据猴场会议纪念馆中的史料记载，西进途中，党和红军最高领导人围绕“东进”和“北上”的争论却没停止，沿途争论更加激烈。掌握着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置黎平会议决议于不顾，依然固执己见，提出“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的错误主张。
形势万分危急。此时，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强渡乌江，进军黔东北，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另一条是掉头东进，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如果按此主张去做，中央红军仍然要去钻敌人的口袋，将面临灭顶之灾。
中央红军西入贵州，让蒋介石、何健原定在湘西同红军决战的计划落空。蒋介石一面密令薛岳率20万大军一路追击红军进入贵州，一面急令黔军王家烈部严防死守乌江，堵截红军于乌江南岸。此外，蒋介石还调动湘、桂、云、川4省地方部队杀入贵州，妄图把乌江变成第二条湘江。
舟行万里，操之在舵。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沿途争论更烈，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红军广大将士在血与火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希望尽快结束错误领导，确立实事求是的战略方针，在转移中摆脱敌人，实现自身发展壮大。
《红军长征史》记载，193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抵达猴场，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实现黎平会议上所确定的战略方针。
千里转战，兵临瓮安。为统一全党和全军的思想，确定红军进入黔北以后的战略方针，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宋家湾召开会议。这是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等列席了会议。
陈云同志回忆，会议焦点在于中央红军的行军方向，究竟是按照黎平会议精神继续一路北上，到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还是折返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没有斗争的奋斗是空洞的、无力的。会上，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敢于斗争的鲜明品格，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深深融入团结奋斗全过程。
当时钟悄然拨回到1934年12月31日下午，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严厉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重申中央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经过激烈争论，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战略主张，彻底否定了李德、博古坚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
奋斗之路充满艰辛，依靠斗争方能赢得胜利。1935年1月1日凌晨结束的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作出了中央红军的奋斗指向——北上，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历史清晰地记录扭转乾坤的伟力，这种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有勇气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并把正确的道路走坚定走实的铿锵脚步。
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的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李德、博古仍然坚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这一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
在猴场会议纪念馆，陈列着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的影印件。《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明确指出今后的军事决策必须置于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之下，统一了军队的指挥权，从根本上摒弃了李德等人独断专权、个人说了算的粗暴领导，使党对军队的指挥正常化。
知重负重、唯实唯勤，是中国共产党人植根血脉的奋斗基因。多年后，周恩来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时间铭记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足迹。会议指出要“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要求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的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
上下同欲者胜。我们在陈列大厅的尽头仿佛看到历史深巷处的一轴画卷，这一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了迷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和不满情绪一扫而光。
奋斗路上，既为了人民，也依靠人民。猴场会议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决定》指出：“必须有计划地与有步骤地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
猴场会议后，红五军团在珠藏镇桐梓坡成立了农会和游击队，“这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瓮安县的史料记载，当时，瓮安县至少有两个新兵连参加红军。
为了庆祝新年，也为了鼓舞士气，朱德总司令命令：全军每人发元旦菜钱两角，以资慰劳。但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时间跟广大指战员一起庆祝。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写道，毛泽东没让大家在年饭上“大吃大喝”，清晨四点，大部队就收拾行装，离开猴场直奔乌江而去。
猴场会议结束当天，中央红军以势不可挡之势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是继黎平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历史画卷的另一端，我伫立在纪念馆正厅门前，眺望着重峦叠嶂的远方，耳边回响起马克思的精辟之言：“青春的光辉，理想的钥匙，生命的意义，乃至人类的生存、发展……全包含在这两个字之中……奋斗！”
翻开风雷激荡的百年史册，“奋斗”是醒目的关键词。身后，是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面前，是光辉灿烂的正道坦途！
任凭风浪挑战，我们更加顽强的奋斗，昂扬阔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