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长征路上那支音乐队
■陈 靖
峥嵘岁月（中国画）邬 江作
开始长征后，红二方面军宣传队分为三个分队：一分队多随同前卫部队行动，二分队多随同后卫部队行动；三分队是出发时随同前卫，中途停留下来，组织“鼓动棚”，算是真正专业的文艺组织，被大家称为“红二方面军音乐队”。
这支音乐队由多少人组成？又有一些什么乐器？回答是：基本人数是3个——向黑樱、我和陈杰（当时陈杰是红二方面军《战斗报》的编辑兼刻写，参加演奏是他的“副业”），主要乐器6件——二胡两把、口琴两只、月琴和笛子各1件。我们又被大家称为“三骨干”乐队。
长征中所演奏的乐曲，基本上都是传统乐曲和民歌民谣。当时颇受红军指战员欢迎的乐曲有：《梅花三弄》《苏武牧羊》《孟姜女》《小放牛》《绣荷包》和由向黑樱从上海带来的《丁香山》《太湖景》《探亲家》等。不过，我们在演奏中是不受原来乐曲的限制和束缚的。《苏武牧羊》可以被奏成轻快跳跃的轻音乐，《梅花三弄》变成了气氛激昂的进行曲。总之，我们会随着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而变化着它们的基调。例如，部队在黔东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巧妙摆脱比红军多五六倍的敌人时，我们就将《梅花三弄》演奏为轻松愉快的行军小调。而在强渡乌江战斗间隙，我们又将其演奏为万马奔腾的进行曲。演奏时，那些临时参加进来的“业余”演奏家们，有的吹口哨，有的吹树叶或树皮，有的吹木梳（用香烟纸蒙在梳子上边哼边吹），还有的敲打着瓷碗，好不热闹。红军进入深邃幽长的乌蒙山中，进行1000多里的大回旋转移战时，部队最爱听我们演奏轻松明快的《绣荷包》和活泼跳跃的《太湖景》。
我们这支“三骨干”乐队，在长征路上是不断吸收新血液的。一路上，有十五六人参加过这个乐队。可是到了陕北，仅仅我们3个人（陈杰、向黑樱和我）活了下来，其他同志都长眠在长征路上了。其中有一对李氏兄弟，他俩是在云南昆明附近参军的，哥哥李云平，弟弟李云安，一个会吹笛子，一个会弹月琴。17岁的李云安在第3次过雪山时，用尽毕生的力气为战士们演奏了两支曲子后，倒在了雪坑里；哥哥李云平是刚历尽艰辛走出草地，就在哈达铺停止了心跳。
乐队的活动，除了演奏，还有唱歌。那时候的歌，绝大部分是旧曲填新词，如《工农做主人》《射击军纪歌》《三大纪律》和《十问十答》等。《十问十答》歌，是运用《小放牛》的调填词的，内容最为宽广，从一问“共产党宣言谁起草”、二问“十月革命谁创造”、三问“中国共产党生于何时”、四问“南昌暴动谁领导”……一直问到苏区各次反“围剿”，唱到“西征（即长征）决心不动摇”。
还有一种歌词，是战士们自发创作的。在行军途中，战士们利用山歌民谣的曲调即兴编唱，起到娱乐作用。编唱这种歌，出身在南方，特别是湘西、黔东和赣南的战士们，最得心应手，只需要很短时间，一连串新编歌词就“装进”现成的曲子里。例如，“江西老表同志哥，请你过来应山歌，今天行军没得事，恭恭敬敬向你学”“不打鼓来不敲锣，都坐下来凑山歌。一班开头领个先，二班三班紧接着”“走了一山又一山，湘北一拐到四川，才在贵州歇个脚，眼睛一眨到云南”“谁家伢子在夸口，平路当作高山走，前面这座大雪山，爬到顶头再吹牛”……这类唱法，可以一连唱几个晚会、唱几天、甚至几个月，战士们一有机会就接着编唱下去。我们在“鼓动棚”中唱歌，有时遇到熟悉的战士，也让他们来上几首。不要以为“大老粗”“土包子”就笨嘴拙舌，战士们编起山歌民谣来，可是唱得那“长江乌江水倒流”“大山小山全低头”。
我们在“鼓动棚”的另一项工作，是编写鼓动标语、鼓动诗歌。一般都是即兴之作，把它们写在纸上或门板上，让战友们在棚前喝水停留的片刻，得到一种鼓舞或享受。因为战士们不喜欢生硬口号，喜欢有调有韵、生动活泼、短小精干的词儿，于是一种类似民歌、民谣的鼓动诗歌就产生了。比如二军团在贵阳以西抢渡鸭池河时，我们宣传队就在几分钟内，编写出了这样8句诗：“远看一根索，近看鸭池河。敌人拼命堵，老子硬要过。要过要过这就过，李觉（国民党军江防师长）送行蛮不错。你在对岸站岗哨，我在这里洗个脚。”在诗的侧下方，我们还画上了漫画：红军和白军隔河相望，白军垂头丧气，红军洗脚欢笑。
还有长征路上的戏剧，也值得一提。在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三县时，部队“扩红”任务出现了一个奇迹——20多天时间里，扩大红军5千多人，差不多相当于二、六军团长征开始时总数的四分之一。在这期间，戏剧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一个名叫《我当红军去》的4场话剧，在长征中可算得宣传队的“保留节目”。我们每到一地，都少不了要演它。在黔西、大定、毕节期间，这部剧特别受群众欢迎，连很多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群众看了，也连连拍手说好。这个看似“下里巴人”的小戏，不仅对贵州人民拥护长征、参加红军有着现实意义，而且对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当红军，也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除此外，宣传队还经常演出几个小活报戏和小话剧，如《北上抗日》《打到南京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这其中，有一种叫“飞行演出”的宣传形式，令我印象深刻。在部队长时间强行军、官兵得不到休息而极为疲劳的情况下，我们就进行这种形式的演出。如在乌蒙山中同追围敌人展开历时1个月、行程1000多里的大回旋战斗时，我们宣传队就只能选择渡口边、半山腰或山隘路口等地，抢时间进行十几分钟一场的活报剧表演。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一个叫野马川的地方演出时，战斗突然打响了。宣传队同战斗部队在一个山头上一起作战，掩护山下部队安全行军。两个多小时里，上有飞机炸、下有大炮轰，向黑樱的胡琴被炸飞了，我的月琴被打成两半，另一个同志的左手被打断了……战斗结束，大伙儿从硝烟和泥土里爬起来，包扎好伤口，稍作休息后，就继续为部队演出。
（根据作者回忆文章整理，有删减，原文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
作者简介：陈靖（1918-2002），军旅作家、戏剧家，1934年参加红军。战争年代曾在战斗剧社、工农剧团、人民剧社等从事音乐、舞蹈、戏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