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我军改革的主要经验
记者：建国后我军进行调整改革积累了不少经验，有哪些经验可供今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借鉴呢？
教研部副主任刘志辉：正因为我军不断进行调整改革，才使军队建设不断适应军队使命任务变化和国家安全利益拓展的要求。我觉得主要经验有三点。
第一，科学判断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变化，是推进军队改革的基本前提。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抓住国际局势趋于缓和的有利时机，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编，使我军完成了从以单一陆军为主体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根据邓小平同志“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战略判断，我军又连续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基本解决了机构臃肿、编制混乱、比例失调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们积极“争取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果断进行调整改革，再次裁军50万，使部队更加精干高效。对国际形势和安全环境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及时果断进行军队调整改革，是我军改革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二，科学把握战争形态变化和战斗力生成规律，是推进军队改革的核心要害。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相继组建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加强陆军高技术兵种建设，增强军队现代化条件下作战能力。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启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坚持科技强军，推进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是军队建设主线的思想，我军围绕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进行组织体制调整改革，使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适应信息化发展要求。
第三，科学论证和坚决落实各项改革任务举措，是推进军队改革的根本保证。60多年来，我军历次改革，都能坚决、有效推进，首先是源于党中央、中央军委高瞻远瞩，科学决策，有坚强决心和政治勇气。其次是源于有积极稳妥的推进措施。在历次调整改革中，改革方案都经过充分酝酿、深入调查与反复试点实验，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在具体措施上也非常细致。比如，在解决复转军人的安置问题上，一方面注重加强官兵思想教育，另一方面也对复转军人进行各种培训，增强其适应地方工作能力，并积极与地方协调，尽可能解决复转军人的后顾之忧。通过这些积极有效的措施，保证了调整改革的顺利进行。
记者：改革既要学习借鉴外军先进经验，又要立足国情军情。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是如何处理好这两者关系的呢？
教研部主任汤奋：我军历次改革中都注重借鉴外军经验。20世纪50年代，我军在领导指挥体制、军衔制度等方面，都学习和借鉴了苏联军队的有益经验。但是，当“八总部”体制等在实践中不适应我军军情时，我们果断根据军队实际进行了调整。在新世纪新阶段军队改革中，也注重学习和借鉴了美、英等国军队军事转型经验，坚持信息主导，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等。但是，无论如何改革，我们都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不动摇，坚持我军人民军队的本质属性不动摇。正是我们坚持一切从我国国情军情出发推进改革，才确保了我军改革的正确方向，走出了一条独具我军特色和优势的改革之路。
记者：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一次就精简员额100万甚至200万，这么大的改革力度，必然涉及利益调整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利益问题呢？
教研部研究员于巧华：在我军历次调整改革中，有千千万万的官兵，为了全局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无怨无悔。我曾经看到，在大风大雨中，军长宣布部队解散的命令，全体官兵冒雨伫立在操场，从军长到士兵，共同高唱军歌，向心爱的战旗告别。为了军队的强大，为了全局的利益，官兵们义无反顾，含泪离开自己热爱的军营。正是广大官兵的牺牲奉献，我军的重大改革举措才得到圆满施行。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军是从“小米加步枪”的基础上开始发展的，我军所进行的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只能在摸索中前行、在探索中发展，难免出现一些挫折、走一些弯路。比如，个别改革方案由于环境条件变化没有执行到位；有的改革措施落实后又出现了反弹；一些改革在方式方法上还不够科学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改革探索中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我们既不能因为一些局部的问题而影响改革的信心和决心，也不能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而不加以警醒。今天的改革，既要认真借鉴我军历次改革的有益经验，也要吸取其中的一些教训，使改革能够更加科学、更加稳妥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