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反腐败的经验,主要是说历史上怎么样进行权力牵制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对反腐败是很关键的，老前辈吴晗先生在反对国民党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贪污史。有了贪污就必然有反贪污，如果光有贪污没有反贪污，中国也不可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西方的经验不能照搬，所以就只有吸取中国古代反贪史的经验，而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
■腐败成了臭豆腐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如今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了万亿美元，成绩举世瞩目。与此同时，腐败问题依旧严重，看报纸上说我们的反腐败取得了多少多少的成果，但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腐败成了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且很多人都在吃。胡锦涛总书记说过，如果我们不认真反腐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会亡党亡国。什么是可以预见的未来？肯定不是50年、100年，我的理解是10年、20年。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很悠久，这个在世界上不是最长的，但是也相当长。我们说有的王朝，比如唐朝有将近三百年的天下，明朝也一样，清朝也一样，我们执政难道还比不上他们？我们应当怎么样防止腐败？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好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能搬过来吗？自然不能。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我们国家能这样吗？所以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要防止腐败、要限制腐败的产生，需要从中国历史上吸取好的经验，这应该是一个有效的做法。西方的经验不能照搬，所以就只有吸取中国古代反贪史的经验，而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 六科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科长，却可以监督尚书———也就是现在部长一级的官员，为的就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
■明朝时期科长就能监督部长
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从重从快反贪污腐败，可以说用了非法制的手段。这一方面有当时形势的需要，元朝末年太腐败了，有了这个教训，朱元璋就用严刑苛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这完全是离开法制轨道的，是“法外之法”，是不可取的，太残暴了。现在有的史学家为朱元璋辩护，那是毫无道理的。酷刑太可怕了。“剥皮楦草”，把人皮剥下来，把草填充进去，然后挂在衙门口，朱元璋确实干过这样的事。此外，朱元璋还使用过“炮烙”、“钩肠”、“刖足”、“凌迟”等酷刑。“钩肠”就是把肠子钩出来，“刖足”就是把脚筋挑断，“凌迟”要割3000多刀，如果规定的刀数还没有割够，受刑人就死了的话，刽子手就要反坐。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朱元璋还向全国颁布《大诰》———实际就是他的语录，要求官员照着去做。可笑的是，他甚至组织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和官员到南京来举行背《大诰》比赛，看谁背得好。用《大诰》来代替法律，就可以看出皇帝为所欲为。朱元璋的这些做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给人留下了非常严重的“精神恐惧症”。晚年，朱元璋有所醒悟，酷刑都废除了。他死后不久，《大诰》也没人背了，慢慢地也就没有用了，正所谓人亡政息，但明朝的腐败现象依旧没有得到有效整治。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我们：反贪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离开法制轨道的反贪或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长远看，终究会给历史留下一声长叹。其实，中国古代很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很早就有监察系统、御史制度、弹劾制度。而且有些制度是很特殊的。明朝有三法司，设六科，六科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科长，却可以监督尚书———也就是现在部长一级的官员。为什么要给给事中这么大的权力？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现在看来，对历史上中国的监察制度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仍然不够，这里面一些好的经验，应该加以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