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项规定改变了“官本位”观念
新京报：这本书当时的写作背景是怎样的？
梁相斌：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八项规定，对规定能不能执行，各界存在疑虑。结果没几天，风就硬起来了，在全国刮起来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阵风能刮多久，能不能刮下去，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又过了几天，人们发现总书记出门不要警车开道不要住大房子，大家一下子知道是来真的了。
我当时也在想这个问题，中央搞八项规定，肯定是影响中国的大事情，而且我发现，这个事情真的要干下去了。
最初我打算给这本书起的题目是《八项规定影响中国》，后来觉得不仅仅是影响，规定还决定了中国的走向，所以想用《八项规定决定中国》，再后来觉得还是不对，应该是“改变中国”。开始给这本书搞了八个章节，确定由新华社国内外八个记者来写，也与记者进行了沟通，大家也愿意一起来写。过了几天我又在想，由我们新华社来写这本书，会只有一个视角，所以改变了主意，决定与著名学者祝捷来一起完成本书，他也很优秀，在湖北青年学者里很有影响力。
新京报：“改变中国”里有哪些确切的改变呢？在书的第一章里提到了比如言语、舌尖、车轮、楼堂中的改变。
梁相斌：首先是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一种“官本位”观念，我们从奴隶社会开始，贵族可以决定奴隶的生死；封建社会，帝王官员决定老百姓的生死；到了民国依然维持着一个上流社会。所以很多人要当官，觉得当官可以耀武扬威、出人头地，他们把共产党干部是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当公仆的这些东西都忘记了，所以八项规定非常好，改变了中国的官文化。一直以来共产党官员为人民不懈服务是我们的宗旨，但是很多人违背了这个宗旨。这种改变很重要，而改变后能不能坚持也很重要。
新京报：在本书的第四、五章里，提到了很多八项规定出台后社会风气的转变。你说坚持很重要，你觉得是否能坚持呢？
梁相斌：有几个原因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第一是腐败的享乐主义人们已经深恶痛绝，而党内对形式主义也很反感，所以这次八项规定是得到了党内外的高度共识。第二是总书记率先做，我们是上行下效的文化，上有所好下必投之，领导严格要求自己，下面的人也会照做。我在分社看到，省领导也不敢让警车开道了，开会也不搞鲜花了，也不豪华宴请了，很多无效会议也不去了，这样一级带一级，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