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判断”需要回归法律
5、新京报：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求情信”是在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之后发起的。发起人之一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也表示“对嫌疑人林森浩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话，觉得有些不妥”，“当庭宣判”的问题怎么看？
刘仁文：我国目前强调当庭宣判，目的是防止事后暗箱操作，出现司法腐败等现象，但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应当辩证地看。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美国司法细节观察——与一位美国法官的通信》，专门提到这个问题。在美国有一个缓刑部门，相当于量刑建议部门，是法院的得力助手，从他们那里，可以了解到被告人的罪行及其生活状况，如他的家庭、教育、工作，以及他的医学或精神上的问题，还包括他的犯罪史。
按照我国法律，如果二审宣判死刑，最高院核准死刑后，七天就要执行死刑。我觉得这种制度设计不恰当，杀人还是不急为好。像这样的案子，在开完庭后，确实要了解当事人的人格、背景如何，这样才比较科学，防止简单的“杀人偿命”。
6、新京报：学生们提出这个诉求是否合理合法？如果有诉求，该如何表达？
刘仁文：我认为这个诉求合理合法。因为他们没有去干预司法，只是把信寄给了二审法院，请他们考虑，便于法庭进一步了解情况，了解当事人的背景。
法官该不该收这些信、该不该纳入量刑考虑的范畴？目前没有明确规定。为了更好地吸纳民意，我们应该有类似“法庭之友”的制度。例如像这样的请求信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门槛，由法院内部什么机构进行接收和转发，承办法官应否入卷等等，都应当规范化。
7、新京报：他们的诉求是否会有效？
刘仁文：至于他们的诉求是否有效，我觉得“求情信”只能供法官参考。实际上法官应该不受舆论干扰，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求助媒体，法官会有一定的压力，我非常担心一些领导看了以后给法院一些批示。
法官如果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平心静气地看看这些求情信，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反而有利于他全面思考问题。就怕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法官的地位不是很高，如果受到外界的压力，不管最后的结果正义不正义，都不是法治健康运作的结果。
8、新京报：根据报道来看，是律师建议复旦学生写求情信，让林的家人、同学和被害人黄洋的父亲沟通，尽最大努力求得他的谅解。律师此举是否涉嫌干预司法？
刘仁文：我基本的意思是，如果律师只是给出建议，没有问题，因为写求情信的同学和老师还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写信的，没有被谁要挟、诱惑或欺骗。当然，如果律师直接或间接采取了要挟、诱惑或欺骗的手段，那肯定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