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刘仁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
日前，复旦大学177名学生给上海高院写“求情信”，为“复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求情“免死”一事，引发热议。“求情信”是否发挥作用，该如何看待“求情信”，以及围观者的心态？
“求情信”更像“法庭之友”
1、新京报：目前的舆论两极分化比较明显，支持者认为，复旦学子有权表达对“死立决”的态度。质疑者认为，复旦学子的同情心用错了地方。你怎么看？
刘仁文：从言论自由的角度看，对同一个公共事件持不同观点，是完全正常的。
即便在美国，尽管死刑只是作为一种极其例外的象征性刑罚而存在，但如果要判处或执行一个人的死刑，“反对死刑”和“支持死刑”的声音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发出来。
但是，在“复旦投毒案”判决时，社会上似乎只有支持死刑的声音，而没有反对死刑的声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能出现这样“救人一命”的声音，总的来说还是件好事。
值得深思的是，我国的“死刑”有很强的文化基因。比如，尽管“求情信”出来之后引发了不同的争议，但对复旦师生进行指责的声音还是占很大比例的。同时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仅仅把“求情信”寄给法院这样一种正常的民意表达，就会受到如此大的反对？
2、新京报：签署“求情信”的师生，是否如某些人所指责的“法盲”？
刘仁文：首先，不管是谁，都有表达诉求的权利，这和自身是否具备法律素养没有太大关系。其次，即便是“法盲”，也不宜指责。法院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听取民意，只要不是被民意裹挟。
3、新京报：国外法院如何去倾听民意呢？
刘仁文：国外有一个“法庭之友”(或译作“法院之友”)制度。简单说，“法庭之友”不是诉讼当事人的任何一方，可以是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回应诉讼双方的当事人请求，或是出于自愿，提出相关资讯与法律解释的法律文书给法庭，以协助诉讼进行，或让法官更了解争议的所在。提出这种法律文书的人，被称为“法庭之友”。而复旦师生的“求情信”，有点像是国外的“法庭之友”。
4、新京报：有人认为，“署名者不及师生1%”，民意诉求和联名人数有关系吗？
刘仁文：社会关注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求情信”本身是不是在摆事实，讲道理，有没有证据支持，而不是关注求情的人数占多大的比例。
人数多少可以反映出部分问题，但不能作为主要指标来衡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