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一：南京护士被打事件
（新浪微博有关博文60.7万条）
＠南京玄武警方在线：今年2月25日，江苏省南京市口腔医院发生一起护士被打案件。鉴于陈星羽的伤情经过一周治疗仍未恢复功能，根据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的相关规定，南京玄武警方决定依法对嫌疑人袁亚平（女，53岁）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最终，警方将依据伤情鉴定的结果依法处理。
＠江苏检察在线：省检察院宣传处处长董安庆，在其妻击打、拽拉护士过程中，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并与医生发生推搡，事后也未及时向组织如实报告情况，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免去宣传处处长职务。
链接二：绵阳“走廊医生”事件
（新浪微博有关博文72.3万条）
四川绵阳市涪城区政府2月2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社会广泛关注的“走廊医生”事件调查结果，指明绵阳市人民医院并不存在“过度医疗”现象。
2月19日，上百名兰越峰的同事聚集起来，要求开除兰越峰，因为“走廊医生”事件导致医院落选三级乙等医院。
链接三：深圳“缝肛门”
（百度搜索结果86.2万个）
2010年7月23日，深圳一名孕妇在凤凰医院顺产下男婴后，被丈夫发现肛门处被缝线了。助产士称是免费为其做了痔疮手术，但其丈夫陈先生怀疑助产士因索要红包不成伺机报复。凤凰医院院长则表示，肛门肯定没有被缝上，并非医疗事故。
链接四：深圳“八毛门”
（百度搜索相关视频494条）
2011年，一个出生仅6天的婴儿无法正常排便，深圳市儿童医院建议做造瘘手术，全部费用需10万元。而学医的父亲拒绝了手术，到另外一所医院仅开了0.8元的石蜡油，即缓解了孩子症状。但该患儿最终诊断的确为先天性巨结肠，在另一家医院进行了手术才得以康复。
破解医患纠纷中的舆论标签化
如今在一些网络热点中，网友往往选边站，一边倒地同情病人、摊贩、拆迁户等“弱势群体”，却对医生护士、城管、官员等“强势群体”抱有深深的疑虑和敌意。强弱定位也在不断变换，比如在医护与官员的摩擦中，医护就成了“弱势群体”。网友往往不论是非，只论善恶。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早已形成了“刻板印象”。
最为典型的是“缝肛门”舆论风波。媒体和网民的信息源，几乎都来自孕妇的丈夫陈先生单方面的推测，产妇从始至终没有表态。而院方和助产士的辩词，更被媒体和网民选择性地忽略了。后续的报道，逐步还原了这样的事实：助产士是好心办错事。产妇分娩时，痔核脱出来，有出血，就自作主张为其结扎止血。手术中做这样的紧急处理措施是否恰当，尚可争议，但“缝肛”完全是子虚乌有。深圳罗湖法院受理助产士名誉侵权案，一审判决产妇家属赔偿3万元，但这位助产士因此事丢了在深圳的工作，黯然回到陕西老家小城。
这里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知名网友韩寒在钱云会事件中一篇博客文章的题目：《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文中称：“有时候，真相并不符合人们的需要，但真相大于感情，感情大于立场。”
而绵阳“走廊医生”兰越峰，在网民心目中成了“与医疗行业‘潜规则'抗争的斗士”。但在《南方周末》和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对院方和其他医生护士的意见都着墨不多。幸好从《中国青年报》记者王鑫昕的笔下，我们知道了另外一些隐而不彰的事实：一位外科医生对记者说，“她说的不全是对的”。此前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一位陈姓患者，也指责兰越峰不讲真话。
另一位媒体记者写道：兰医生的家乱极了，厨房里满是几天前剩下的食物和垃圾。很显然她已经很长时间没做过饭了。她说：“我还有证据证明他们发传单打击我，我给你看。”她点开电脑，我又重新坐下来一页一页翻，翻到最后，也没看到。兰越峰开始嚎啕大哭。我知道，她担心我的报道对她不利。唉，其实她也是个可怜人，因为性格有些偏执，整日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兰医生最需要的是治疗，可现在，她身边已没有亲人，只剩下了一个“走廊医生”的称号。
南京护士被打事件，起因是医院对患者病房床位的安排不当，深夜家属赶来表达不满。在中央整顿吏治的背景下，各级各部门的工作作风都在迅速改进。南京口腔医院发生这样的暴力伤医事件，鉴于当事人的特殊身份、性质之恶劣，理当严厉问责，给医院和护士一个公道，给公众一个交代。但也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如果打人一方不是江苏省科学技术馆处级干部，其丈夫也不是省检察院处级干部，会迅速演变为一起沸沸扬扬的公共事件，甚至延烧到全国两会吗？
新闻热点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
医患纠纷频频成为热点舆情，其实折射了社会深层的某些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2013年，河北农民郑艳良因下肢动脉血栓、不断溃烂却无钱医治，忍痛用钢锯花15分钟锯掉了自己的右腿，令人震惊和痛心。
而另一方面，是医护人员的职业尊严甚至人身安全有时得不到保障。2013年10月，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3名医生被患者捅伤，其中一人遇难后，数百名医护人员聚集在医院广场内抗议“医闹暴力”。这一行动在网上得到全国上百家医院的声援。
据公开视频显示，在南京护士被打事件中，护士只遭到两次伞击，因此有另一种微弱的声音出现：两次伞击能不能导致护士瘫痪？有没有可能是医护人员的集体悲情中，当事人的某种“急性应激反应”？
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强调：医患矛盾不是简单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事情，这不是问题的要害。患者对医疗等方面有意见，其实医生日子也不好过，不少医生看病忙到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医患矛盾是目前医疗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应从医改着手解决。
2005年，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刘新明曾公开承认：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在于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舆论普遍批评，默许医院“以药补医”，以弥补政府的医疗投入不足，是药价虚高的根源。2013年3月5日，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也曾坦言：一定要改革掉“以药补医”的弊端。如果一个医院生存、医生收入是依靠从最弱势的群体身上赚钱，医患关系能好吗？
谁做医疗纠纷的终结者？
为了平息“走廊医生”事件引发的争议，绵阳市涪城区纪委、监察局、卫生局等多个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进驻医院。针对兰越峰大夫反映的心血管、B超、妇产科、大型医疗设备等10个方面的问题，分为10个工作小组进行了专业性的调查。以B超单的调查为例，由于近3年的B超单有30多万份，专家组先制定了抽样的办法，然后从中抽取了500份报告单进行一一查证。
然而，27页的调查报告，却遭遇了网民和媒体的冷遇和质疑。
如何走出医患纠纷的“罗生门”？需要一个能够得到全社会普遍认可与尊重的第三方权威仲裁机构。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2010年1月联合发文《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县（市、区）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本辖区内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医疗纠纷。人员包括离退休医学专家、法官、检察官、警官，以及律师、公证员、法律工作者和人民调解员，还要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工作者的作用。
2009年，在南京儿童医院发生的徐宝宝事件，就是借助第三方调查化解医患矛盾的成功尝试。由专家、网友、记者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推翻了医院自己的调查结论，证实值班医生当晚虽然不是如徐宝宝家人所指在玩电脑“偷菜”游戏，却是在玩QQ围棋。医生被吊照开除，医院院长、书记受到处分。
医疗报道的职业伦理
网友“holicRen”感叹：医患关系就像婆媳关系一样，褒贬不一，一直存在争议。而非官即弱、非富即弱的思想，已经固植于一般老百姓的脑海。一旦出事，若自媒体不经调查的报道被人利用，各种“黑幕”被公开，真的“真相”被掩盖，就一定会出乱子。网络力量虽大，但也存在危险。
“八毛钱治好10万元病”的反差，太符合公众对“医疗乱象”的想象。事后，深圳新闻网发表公开信致歉《八毛门，我们的错和爱》，承认：“我们在此稿件的处理中，客观、中立、平衡的新闻专业精神没有得到好的体现。在接到患儿父亲一方的信息后，对院方的采访应该更深入，双方信息应该做到更好的平衡；对患儿病情的判断，我们缺乏健康传播领域的专业知识背景，没有中立专家和证据的充分支撑。”教训是：“做舆论监督的记者不易，但更需新闻专业精神。”
《科技记者报道指南－－美国科学记者协会官方指引》将记者分为两类：普通记者（generalist）和专业记者（specialist），后者是专门从事科技与医疗、财经、犯罪、体育等特殊领域报道的记者。专业记者不能犯违背医学常识的低级错误，不能情感用事，用夸张的语气制造不具备科学性的伪新闻。
台湾学者王洪钧总结了疾病新闻采写的“11项规则”，包括：对任何奇怪疾病，如久孕不育等，应用同情的口吻来写，若易使病人受窘则宁可不写。不能随便说“某人死于手术”，最多能说“施手术后死去”。生病自非享受，但亦并非全是“辗转病榻”或“奄奄一息，与病魔挣扎”，尤其在有医生负责诊治的时候，更不可加上近乎绝望的字眼。
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公共卫生新闻版的编辑记者，大多具有医学博士学位。有的国家医药卫生记者甚至还持有行医执照，他们对医疗新闻的报道和评论显然会更为严谨和规范。
在社会转型期，医患关系趋于紧张。这就更需要新闻舆论场多做沟通对话工作，而不是扩大分歧，激化对立情绪。医患双方本是生命共同体，面对共同敌人－－病魔，需要携手捍卫生命的尊严和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