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分的地方特色
《中国青年报》曾多次探讨高考加分乱象问题，并通过分析2010年高校招生政策，直指高考加分呈现“三集中”特征，即向区域内的相对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以及少数中学和个别项目集中，各省（区、市）“加分项目在设置上各自为政，在加分分值上有多有少，在名称上五花八门，在范围上又千差万别。”
就体育特长生一项来看，曾有媒体报道，湖南省体育特长生加分人数年年增长。2010年全省808人，2011年1056人，2012年1456人，2013年达2478人，其中仅健美操特长生就近800人。健美操是湖南省的“自选项目”，而在健美操测试中，并没有绝对的评分标准。
对此，记者查阅了2014年除港澳台外31个省（市、区）的高考加分政策，发现依旧存在一些问题。
记者在查阅中看到了很多形态各异的地方性加分政策，如上海市规定，上海市学生艺术团（一般团）优秀团员可增加5分；贵州省规定，“在我省农村连续居住五年以上，具在农村户籍的独生子女户女孩考生和二女结扎户女孩考生，录取时总分增加10分”……
部分加分项目有些省（区、市）取消，有些省（区、市）保留。
以“省（区）级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这三项加分为例，2013年，上海市的高考加分政策中包括这三项，可加20分；贵州省2013年只保留 “省级优秀学生”一项，加20分，2014年即将取消。
又如，江西省取消了留学人才的随迁子女可获得20分加分的照顾政策。但河南省依然规定，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和省“百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中国籍子女可加20分。
即便是同一项目，各省（区、市）在加分分值和方式上的政策也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烈士子女”项目在河南省的加分为10分，而山东省则为降20分录取。
“瘦身”能挤掉多少水分
“鼓励个性发展，这是最初政策制定的一个初衷。加分政策是一个导向，但是这种导向又引发了很多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康丽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近年来，高考加分引发的作假、腐败和产业利益链等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对于此次政策调整，记者采访的数位专家学者均表示肯定。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高考加分政策的出台是对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的校正，“单纯的高考评价标准不能很好地选拔学生，所以在高考之外还可以考虑学生的体育特长、艺术特长、学科特长和综合表现”。
“但是，高考加分逐渐演变成了加分腐败，有些学生不是为了发展特长，而是为了加分，利用这个政策，出现了很多弄虚作假的事。”熊丙奇说。
康丽颖指出高考加分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作假，比如“一些参赛作品或论文并不是孩子本人做的”；二是加分诱发的一系列问题，“很多家长和孩子不考虑个人的实际发展情况，去参与加分的竞争，导致孩子的全面发展受到限制。”
“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说，调整加分政策是有利的。”康丽颖说，“加分可能是对少数学生有利，不是从所有学生的全面发展、共同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的。教育改革的两个最基本问题是提高质量和均衡发展。”
早在2010年，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就在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答记者问中指出，由于高考加分政策具有高利害性（指考试给应试人员和相关当事人带来高度的利害关系——记者注）的特点，近年来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考生资格或身份造假等违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有些招生政策在执行中逐渐被异化，偏离了政策设计的初衷。社会要求规范和调整的呼声强烈。
今年6月，清华大学四川招生组发布了一组“清华坚决抵制四川的体育加分”微博，曝光了四川省考生的“二级运动员”资质存在造假嫌疑一事。这是全国高校首次公开拒绝某一地区或者某一类加分项目，使得高考加分政策再次引发热议。
10月18日，四川省科协主席、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在第十一届全国博士生学术年会作报告时透露，2012年四川大学拟录取的几名高水平运动员被发现其一级运动员证书作假，是“找人办的”，学校立即取消其录取资格。谢和平以此告诫博士生遵守学术道德。
尽管2014年加分政策尚未开始实行，但相关业内人士均表示不会对大多数考生或高校招生造成影响。
中国青年报记者就加分政策调整一事采访清华大学招生办时，相关负责人表示“没什么影响，我们该怎么招就怎么招”，“如果说吸收偏才，我们有一个新百年计划的自主招生的政策，专门针对在某一学科方面有特长或潜质的同学。”
在熊丙奇看来，对高考加分政策“瘦身”不是解决加分腐败问题的根本之道，“即便瘦身之后，运作的机制还是没有变，在这些项目中还是可能有加分腐败，还是有可能不能让学生真正发展他的个性和素养。”他指出，治理高考加分乱象更重要的是进行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推进基于高校自主招生的多元评价体系构建，最后形成综合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