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桂并非“社会主义根绝论”的始作俑者，他的身后，还站着数一数二的政界大佬、明治官僚制的“总设计师”山县有朋。“大逆事件”发生后，精英层的危机感明显加深。1910年9月，山县在上奏明治天皇的题为《社会破坏主义论》的著名意见书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根绝论”，主张从社会政策上预防社会主义的发生。同时，对桂内阁施加压力，要求官僚扩大警察的权限，以严刑重罚来弹压、取缔左翼社运。
区别于此前在军警系统中既存的、主要负责政党对策的“高等警察”，被称为“特高”的“特别高等警察”，以取缔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为主要职责，权限更大。但遗憾的是，其全貌至今仍尘封于“黑匣子”中，后人只能从极其有限的个人回忆、传记和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对日占领军文档中，找到蛛丝马迹，来揣测当初的组织结构、总体规模及财务预算等状况。如1928年，全国特高组织的总预算为203万日元（折合现在的通货约为12.2亿日元）。1943年，爱知县警职员中约11%的人（419人）为特高人员及其外事担当；地方县警的特高课长直属内务省，指挥命令甚至不通过地方长官及警察署长即可下达……
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其反对天皇制和侵略战争的宗旨使其在成立之初便成为特高的首要镇压目标。翌年，大阪、京都等9个府县的警察组织设立特高课。1925年，恶名昭著的《治安维持法》出台，对国体（天皇制）持批判立场的任何言论统统被定性为“犯罪”，被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斥为“民主主义死刑法”。1928年2月，依法举行了全国首届普选。田中义一内阁对左翼政党的竞选活动感到恐惧，于3月15日，以所谓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逮捕了日共和劳动农民党约1600名党员，这就是史上的“三·一五事件”。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以该事件为题材于《战旗》杂志（1928年11~12月号）发表了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小说中特高警察严刑拷打良心犯的描写触怒了特高，杂志遭禁止发行的处分，为作家后来惨遭虐杀埋下了伏笔。
“三·一五事件”后，为“防止赤化”，全国所有府县均设立特高课，主要警署必须安插特高人员。至此，特高组织网覆盖到全国。1932年，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课”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特高警察的权限进一步强化。
特高的办案手段
特高作为政治秘密警察组织，清一色由“拥有特殊技能和经验者”组成，旨在有效地根绝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体制的思想和活动。因此，他们对日本社会运动的历史由来及现状有着远高于一般国民的知识与理解。1932年出版的《特高必携》（新光阁版），副标题为“社会运动现势要览”，是一本面向特高官僚和特高警察的实用性很强的镇压手册。除此之外，还有《特高教范》等专业人才养成教程，不仅从思想上彻底洗脑，将镇压合理化，而且对镇压手段等细节问题也有一整套范式：如“作为弹压手段，分合法与非合法两种。……有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须拿出‘如履薄冰’的意志……”，公然鼓励以非法手段，达成“捍卫国益”的目的。
为此，密告、线人、特务、间谍，均成了特高办案的常用道具。尤其是对铁道、印刷所、书店等重要据点，眼线密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犄角旮旯，均隐藏着警惕的“鹰眼”。对一些重点监控的社会主义者等重要分子（特高组织内部的行话叫做“特别要视察人”），特高按如下项目，逐项彻底调查：姓氏、名号、身份、年龄、住址、籍贯、学历、履历、前科、职业、资产、收入、生活状态、家庭、境遇、人望、宗教、社会关系、相貌、特长、性癖、嗜好、操行、思想变化的动机及体系、平素的行动、订阅的报刊、笔迹，等等，务求事无巨细，一网打尽。
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一旦被捕，必遭刑讯逼供，必被要求叛党，然后成为线人（即“转向”）。拒不转向者，则在拘留所和审讯室里遭毒打，乃至虐杀。前日共中央委员岩田义道和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均死于特高的酷刑。同时，派遣特务潜入日共内部，从事煽动活动；或故意抢劫银行，然后栽赃共产党；或“钓鱼”执法，请君入瓮……伎俩卑劣，手段多元，无所不用其极，连在澡堂子里的窃窃私语，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在这种极端残酷的迫害下，至1935年前后，日共几乎完全被剿灭，在国内停止了一切活动，投狱的投狱，流亡的流亡，转向的转向。据说在监中誓死抗争拒不转向者仅数人而已。而成批转向者中，颇不乏党的领导人、理论家，如前日共委员长佐野学、前总书记田中清玄等。这些日共“大物”政治家转向时，被迫登报宣示脱党，同时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等“声明”，旨在从领导人个人私德和政治伦理上，瓦解左翼意识形态。
日共不但从组织上被剿灭，连党史文献几乎都片纸无存。战后，终于走出地下状态、恢复合法活动的日共为重建党史，拟复制机关报《赤旗》，但从创刊号到第二十六期，遍寻而不得。无奈之下，最后只好采用《特别高等警察资料》中收录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