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大逆事件”
“大凡对那些试图破坏国家现状、扰乱社会秩序……否定国家体制之徒，国家将不得不走自卫的道路。”在1911年3月（明治四十四年）召开的第二十七届国会上，内务大臣平田东助痛陈国家在“危难”关头，奋起维护稳定的必要性。结果，就在这次国会上，出台了一个新政：从当年8月21日起，在警视厅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课相当于中国行政体系的处），以应对国内日益升温的赤色思想宣传和社会政治运动——这就是被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简称“特高”）的秘密警察组织的由来。
导火索是一年前的“大逆事件”。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被诬私制炸弹，密谋刺杀明治天皇，24人被捕（罪名是“大逆罪”），其中12人被处刑。然而，史料表明，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卑劣的政治构陷，目的是绞杀尚处于摇篮期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幸德秋水在终审法庭上痛斥公诉方：“连一个证人调查都不做，却胆敢作出如此判决——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汝等要知耻！”
但在当时，因真相完全被屏蔽，事件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桂太郎首相假惺惺地对明治天皇表示，要承担出现“皇国前所未有之罪犯”的责任，并提交了辞呈。天皇则表示，“事件系随时局变迁而伴生的余弊”，内阁并无责任，驳回了桂的辞呈。
彼时的日本，正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兴未艾，而资本主义文明尚未完全成型的时期，如细井和喜藏在其著作《女工哀史》中所描绘的工人低工资、劳动时间过长等“低人权”现象普遍存在。劳动者的不满自然导致怠工、罢工的出现，且这种自发的反抗，日益成长为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理念的民众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而这恰恰是统治层所恐惧的，奋起维护稳定，是其本能的诉求和现实选项。事实上，创设之初的警视厅特高课，仅下辖两个系（行政权限上从属于课的部门，相当于中国的科）：特高系和检阅系。后者主要负责新闻出版审查；前者则负责各类行会、同盟的罢工、罢市活动的取缔和爆炸物取缔。可见，特高创设的背后，确有应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背景。
尘封的“黑匣子”
围绕如何取缔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统治层内部有两派意见。在桂太郎之前任首相的贵族长老西园寺公望持相对温和的立场，认为以强权解散社会主义政党，无异于逼迫他们转入地下，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而桂太郎则持强硬立场，力主“社会主义根绝论”：“虽然目前是烟幕状态，一旦延烧起来的话，将无法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