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德国作为西方大国和欧盟核心国，其对外战略受到广泛关注。德国的战略选择，将影响欧洲和全球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试图通过制定新安全战略来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并希望在2月17日至19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该战略进行说明。然而，由于国内种种问题，德国的新安全战略迟迟未能落地。

德国制定新安全战略的大背景是总理朔尔茨所言的“时代转折”，即乌克兰危机后德国对全球和欧洲层面政治和安全环境的认识发生根本性转变，认为德国以前享受的和平红利和发展机遇已不复存在，需要应对战争威胁和大国对抗等挑战。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德国和整个西方对于所谓“保卫自由”“支持民主”“应对异质性挑战”等方面的政治氛围逐渐固化，对外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价值观倾向更加强烈，进一步加剧德国安全战略在对抗性、竞争性上的调整。制定新安全战略是德国政界和民间的共识，意在通过硬实力建设和兵力投射，改变德国历来以“和平主义”和“民事力量”塑造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的历史。

在安全战略趋于强硬的背景下，德国国内多种冲突因素阻碍了其形成共识。其中，德国国内政治的“群雄混战”和权力之争，是影响安全战略落地的最主要因素。2021年联邦议会大选标志着德国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结束，政治格局从超稳定状态转为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勉强组阁的“三强分立”体制。绿党重新回到权力中心，掌握了外交部、经济部等政府关键部门。绿党出身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上任以来，一直将绿党的价值观融入安全政策，在西方政治风潮下抛弃和平外交，迫使德国突破军事、历史底线。事实上，绿党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的跟风，更多是为赢得支持率，超越社民党，进一步在德国政坛布局落子。

从政府和社民党角度看，希望通过制定新安全战略重新掌握塑造外交政策的主动权。德国总理府成立了专为总理负责的团队来撰写报告，不断反驳绿党和外交部的偏激政策。然而，在西方世界向德国施压的大背景下，朔尔茨不得不对绿党的政策倾向作出妥协。德国国防部长的更替、德国在提供军援问题上的历史性跨越，都说明其围绕安全战略主导权的博弈日益复杂。

在财政问题上，德国三大执政党也未能达成共识。尽管三方都认为德国应增加国防开支，达到GDP占比2%的北约标准，德国还设立了1000亿欧元（约合1073亿美元）的特别国防基金来升级军备，但绿党仍希望增加国防经费以及提高发展援助、人道援助、外交和文化经费等“软实力”开支，这与德国传统的财政审慎态度不符，也招致长期坚持严格财政平衡、主导财政部的自民党的反对。同时，随着德国经济面临内外危机和债务暴增的风险，其在防务、外交、对外援助领域的扩张，难以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

总的来说，德国制定新安全战略面临很多障碍，这表明德国在安全观念剧变下的政策调整，受到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显著影响。同时，这也意味着冷战后德国审慎、稳健的战略文化在不同价值观和外部环境作用下，理性与务实色彩或将日趋淡化。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