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吹响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当时，27岁的诗人卞之琳受聘于四川大学，工作生活在成都。成都的抗战氛围让卞之琳有些焦虑，“这里不仅抗战空气没有吹进来，连‘五四’启蒙式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好像也没有在这里推得起微澜。”民族危亡时刻，诗人们憧憬“热烈地关心着战争，关心着在战争中的人群，而且尽量地为时代尽他个人的力”。

与成都形成鲜明对比，朝气蓬勃、富有抗日激情的延安让无数知识青年心生向往，吸引大批知识分子像百川归海般前往。卞之琳便是其中一员。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卞之琳这样描述：“全面抗战起来，全国人心振奋……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1938年8月14日，卞之琳同何其芳、沙汀一起动身前往延安，投身到人民战争的历史洪流中。

为鼓舞军心士气，“提高群众的抗战情绪，组织群众到实际斗争中去”，在《新华日报》号召下，武汉各界于1938年8月至10月间掀起“30万封慰劳信运动”。号召得到各界广泛支持，很快，“慰劳信运动”蔓延至全国。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顺势而为，立足延安面向全国，发动“一万封慰劳信运动”——“募集寒衣一万件，献给前方将士，虽已大部完成，惟每件寒衣中须附慰劳信一封，藉致慰问，并作鼓励……事关抗战，望我文化界同志一齐动员”。卞之琳的《慰劳信集》（《西南联大现代诗钞》1997年10月版，收录17首）便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诞生。

“小处敏感”是卞之琳诗歌创作的特征之一。在《慰劳信集》这一组抗战诗歌的创作过程中，卞之琳着眼于“小处”“局部”，每首诗着重描写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你放射出一颗子弹以后，你看得见的，如果你回过头来，胡子动起来，老人们笑了，酒涡深起来，孩子们笑了，牙齿亮起来，妇女们笑了……每一颗子弹都不会白走一遭，后方的男男女女都信任你。趁一排子弹要上路的时候，请代替痴心的老老少少，多捏一下那几个滑亮的小东西。”《前方的神枪手》没写枪林弹雨，没写炮火横飞，而是通过子弹、胡子、酒涡、牙齿等细微处描写，展现前方战士的英勇善战、后方群众的信任关怀，以及抗日军民昂扬向上的战斗激情。

在《〈论持久战〉的著者》《放哨的儿童》《抬钢轨的群众》《一处煤窑的工人》《一位刺车的姑娘》等诗中，从指点江山的领导者、战斗的八路军战士，到支前的工人和农民、在后方开展生产的妇女和儿童，都成了诗人创作的主体。卞之琳说，《慰劳信集》每篇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不论贡献大小或级别高低，各具特殊性和代表性。”在卞之琳的笔下，他们勤劳能干、活泼有趣、机智勇敢，积极投身战斗和生产建设中，无不力所能及为抗战作自己的贡献。

17首诗都在描述战争，每一首诗都妙趣横生，充满可读性。

“山沟里是顽抗的困兽。夺他们的马呀，你着急。也得算工夫结了果，你扑下去骑转了一匹，马后就奔来一头骡。”《一位夺马的勇士》取材于真实故事：特务连战士童胜贤在战斗间隙偶遇敌军马群，夺下一匹马，没承想还带回一头骡。骡子或许因枪炮声吓昏，看见马匹急驰，也就拼命跟了上来。在轻快洗练的文笔之下，八路军战士骁勇精悍的形象跃然纸上。

“别以为软心肠没气力，骑车的小流氓真发昏：‘要走就不停，看你办！’看来你奈何他不成——车轮瘫下了人恍然，谢谢你闪电样一针！”《一位刺车的姑娘》同样取材真实事件。诗歌的主人公是一位一边给战士纳鞋底、一边查岗放哨的农家姑娘。一根绣花针放倒一辆自行车的故事，将姑娘的软心肠没气力同她的机智勇敢形成强烈对比。

卞之琳说：“我在大庭广众里见过许多革命前辈、英雄人物……和沙汀、何其芳一起去见过毛主席。”《〈论持久战〉的著者》主人公正是毛泽东同志。“手在你用处真是无限。如何摆星罗棋布的战局？如何犬牙交错了拉锯？包围反包围如何打眼？下围棋的能手笔下生花，不，植根在每一个人心中。三阶段：后退，相持，反攻——你是顺从了，主宰了辩证法。如今手也到了新阶段，拿起锄头来捣翻棘刺，号召了，你自己也实行生产。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这双手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从参与生产劳动到运筹帷幄，“手”在诗中的意味和分量层层递进，特别是对“打出去”这个标志性手势的描写，将伟人的气质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正如诗人在《一切劳苦者》中所写：“我就像拉起了一串长链，一只牵一只，就没有尽头，男女老少的，甚至背面多汗毛的，拿着锄头、铁锹、枪杆、针线……以至于无限。无限的面孔，无限的花样！破路与修路，拆桥与修桥……不同的方向里同一个方向！大砖头小砖头同样需要，一块只是砖，拼起来才是房……”奔赴延安的诗人卞之琳，也是这无限面孔中的一个、无数砖头中的一块。他期望：“人家忙于用枪杆为理想创造辉煌的史迹，我至少也总可以用笔杆忠实记录下他们如何创造史迹，让大家看了，多少可以促进当时在统一战线下的抗日战争以及共同实现新社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