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醒来，我扭头瞅了一眼床头柜上的电子表：6时10分。怎么没听见起床号呢，是表快了还是没吹号？我心里嘀咕着，翻身起床，喝了半杯温开水，出门上早市买菜。

部队春季的作息时间是工作日6时起床，7时20分早饭。习惯使然，我7时15分准备好早饭，可到了饭点还是没有号声。

50多年来一直在军营工作、生活，闻军号声而动已成为我的习惯。一下子没了号声，这一天我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浑身不得劲。

晚上，我忍不住拿起电话询问相关人员，说是扩音器出了毛病，正在抢修。第二天早晨，起床号准时响起，一日作息又“踏”着了点儿，心情也顺溜了。

第一次听到军号声，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一天晚上，我和几个伙伴到邻村看电影《董存瑞》。当董存瑞抱着炸药包跃进到敌人碉堡的桥下，因找不到放炸药包的地方着急时，我军嘹亮的冲锋号吹响，惊天动地的喊杀声由远而近，敌堡的火舌喷向我冲锋的战士。危急关头，董存瑞左手托起炸药包，顶住桥底，右手猛地拉下导火索……听着激昂的冲锋号，看着董存瑞手托的炸药包“哧哧”地冒白烟，我仿佛置身其中，抓起坐着的砖头，撅起屁股欲冲上去帮一把。猛地被坐在后面的大贵踹了一脚，我失控地扑向前面……

看过电影好几天，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的影子老在我脑海里浮现，冲锋号的声音时常激荡耳畔。我寻思，那把军号怎么那么神奇，号声的威力怎么那么大呢。军号的印记从此留在我的心上。

1968年，我入伍来到驻威海市某部队。天天听军号，连吃饭睡觉都要按照号令行动，开始还不太习惯，慢慢地我便融入其中，并有一种敬畏感。

由于对军号的向往，在新兵训练期间，我时常跟连队的司号员套近乎，就是想摸摸他那把整天不离身、锃光瓦亮的军号。经过多次努力，他终于肯让我摸一摸喇叭口处。我得寸进尺，想试试能不能吹响，他立马不高兴了：“想都别想！”望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我尴尬地站在那儿，满心失望。班长张宝玉过来推了我一把：“号嘴是司号员的命，能让你动嘛！”

新兵训练快要结束，大家都在议论下连队的事。一天，我们正在射击预备，连长带着司号员来到训练场，转了一圈，走到我身边停下。我立即收枪立正：“首长好！”连长摆了摆手，示意我稍息。我很紧张，不知道是哪儿做得不对，笔直地站在那儿，大气不敢出。

“听说你很喜欢军号，会不会吹？”“报告首长，我没吹过。打小看了关于董存瑞的电影后就喜欢，我想吹！”我提着的心放下了，松了口气，紧绷的腿打了个弯。

我正兴奋着，班长张宝玉凑到连长跟前：“连长，你看他那嘴唇跟个棉裤腰似的，不是吹号的料。二班李发林嘴唇薄薄的，人也机灵，挺适合到连部当司号员。”

我两眼直瞪着班长，脸都憋红了，但不敢插嘴。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兵，练好你手里的枪！”说完就跟着班长向二班走去。我呆在那儿，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唉，我与向往已久的军号彻底没缘分了。

“能到连部当司号员，多好的机会啊，你一句话就给我捅掉了。”我心里对班长十二分不满意，中午吃了半碗二米饭就“饱”了。晚上，班长找我谈心：“不是我坏了你的好事。根据我观察，你真的不适合当司号员，跟着我到步兵班更适合你，错不了的。”虽然当不了司号员，但是被班长“相中”要到步兵班，我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一肚子怨气也没有了。

新兵最怕听到紧急集合号，尤其是在夜间。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冬夜，训练了一天疲惫不堪的我们睡得正酣，呼噜声此起彼伏。忽然，紧急集合号响起，排长下达命令：“不准说话，不准开灯！打背包，佩带挎包、水壶和手榴弹，5分钟后到操场集合！”32名新兵顿时乱作一团，有从床上摔下来的哎哟声，有碰到床腿和墙上的撞击声……10多分钟后，我们才稀稀拉拉地集合完毕。排长拿手电筒一照，个个狼狈不堪，洋相百出。有的光着脚，有的抱着被子，有的手提着裤子……我也不例外，把左脚的鞋穿在了右脚上，没穿衬衣，丢了挎包和水壶。后来经过训练，从心理素质到携带武器、物品以及动作要领、完成时间，我们都能符合要求。

拿破仑说“军号是战争之魂”。身为军人，我最敬畏冲锋号。冲锋号具有摧枯拉朽的恢宏气势。在战场上，只要冲锋号一响，不管是刀山火海还是枪林弹雨，所有将士都会勇往直前、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冲锋号能吹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令敌胆寒。难怪美国原陆军上将李奇微在《朝鲜战争回忆录》中说：“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能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在战场上，只要它一响起，共产党的军队就如着了魔法一般，全部不要命地扑向联军，每当这时，联军总被打得如潮水般溃退。”

军号声声，有如磐信仰，有血性担当。嘹亮的军号，永远回荡在我的生活中，流淌在我的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