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宝入伍后，在班长的相册里发现了好几张全家福照片。不论班长是新兵还是上等兵，包括后来成为下士时，那几张全家福中间坐着的都是那位老奶奶。

李安宝问班长：“这位老人是谁？”

班长告诉他：“她是连队的谢妈妈。谢妈妈已经去世了，就葬在离连队不远处的那个山坡上。”说完这些，班长望着窗外不再说话。

后来，李安宝慢慢知道了谢妈妈的故事。那是一个连队和一位老人近半个世纪的情深意长。

究竟是哪位老兵最先认识谢妈妈，已经无从查起。连队是军械仓库的勤务连，营区面对渤海湾、背靠大黑山。驻进村子不久，战士们发现营区不远处有一处农家小院，进进出出只有一位大娘。她就是后来战士口中的“谢妈妈”。

进进出出的谢大娘一脸愁苦，寡言少语。后来，连队官兵一点点知道了谢大娘的悲苦命运。新中国成立前，为躲避战乱，山东姑娘谢芹跟丈夫一起抱着年幼的儿子逃荒到了这个村子。安定的日子没过多久，丈夫在挖山洞时被巨石砸成重伤，医治无效身亡。从此，谢芹与9岁的儿子相依为命。为了把儿子拉扯大，谢芹没日没夜地操劳，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和胃病。没承想，几年后，儿子因一次意外被夺去生命。身体的病痛和失独的苦痛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勒得谢芹喘不过气来。那个曾经夫壮子欢的农家小院，笑声与幸福就此戛然而止。谢芹在岁月流逝中迅速衰老成谢大娘。

勤务连驻进村子，一个个年轻的战士开始走进谢大娘的心。星期天到了，战士们带着沙子水泥来了，大半天工夫，猪圈砌起来了，谢大娘再也不用漫山遍野地赶猪回家。清晨，刚一推开门，一担清水已经放在门口，谢大娘再也不用半桶半桶地从山下往家挑水。春节快到了，谢大娘还没想好该给战士们包什么馅的饺子，院子里就已挂起久违的红灯笼，红红的窗花也绽开在玻璃窗上。在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战士们齐刷刷地给谢大娘拜年：“从此，连队就是您的家，您就是我们的妈！”

一年又一年，谢大娘的名字渐渐被战士们忘记，但一茬又一茬的战士都知道连队有个谢妈妈。当年，老连长和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宣布：“我们全连要全力照顾谢妈妈！她没有了亲人，我们就是她的亲人！”这个“规矩”被官兵们坚守了几十年。忙碌挑水修房的队伍里有干部的身影，劈柴建院的队伍里有新兵的面孔，中秋团聚的日子里还有来队家属的笑声，就是在这种孝道传承中，谢大娘步入了风烛残年。

谢大娘真的老了，有些记不清战士们的名字，却能清晰地记起来是哪一年哪一天战士们开始走进她的家。她把这个日子当成自己的重生日。谢大娘曾经对着摄像镜头泪流成行：“我没了父母，没了丈夫，没了儿子，但是我一点也不孤单。”

有一年春节，仓库原政委专程回村里给谢大娘拜年，一口一个“妈妈”叫得特别亲，同行的新兵在一旁也是“妈妈”“妈妈”地喊着，让村委会的干部很感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声声“妈妈”温暖的是一颗孤苦的心，延续的是几十年的情。人世间的情有时不是用血缘来维系的，有些萍水相逢，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心里，就走成了亲情。在春节这个最喜庆的日子里，谢大娘的眼泪再一次滑过脸庞，看着老政委叮嘱：“以后过年不要再往这儿跑，有这些孩子们陪着呢。”老政委摇了摇头：“既然认下您这个妈，久了不看看，我心中有牵挂呀。看到您挺好，我这年过得也心安。”

连队军医在给谢大娘例行体检时，发现她右眼患了白内障，需要手术治疗。听此消息，一夜间，连队全体官兵便筹齐了手术费。有的退役老兵寄来了孝心钱，还在汇款单上留言：全连一个妈，挣钱给妈花。

90岁高龄的谢大娘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她把几十年来官兵们和她拍的全家福按照时间顺序挂满了墙，每天躺在炕上凝神注目。有一天，她拉着来看望她的战士们欣慰地说：“我这一辈子，前半生是苦的，苦得都看不到头。后半生是甜的，甜得说不出来。”临终前几天，她提出了最后的请求：“能不能把我埋得离连队近一点，我还想听你们唱歌。另外，我老伴和儿子都是秋天没的，我怕到了秋天寂寞，你们在我的坟边多种点野菊花。”

谢大娘去世后，如她所愿被葬在连队去往她家的小路旁。这段亲情路，连队官兵从认识谢大娘到她去世，接力行走了40多年。如今，她永远地守在营区旁，能听到战士们的歌声和番号声，还能看到他们执勤上哨的身影。

秋天到了，正是野菊花盛开的季节。那一天清晨，李安宝对班长说：“咱们去看看谢大娘吧。”

路不远，只需一刻钟，班长带着李安宝就到了谢大娘的墓地。旺盛的野菊花覆着坟茔，周围没有一棵杂草。淡蓝色的野菊花在秋风中飘散着一缕缕暗香，花朵荡漾之处，隐隐浮现着老人安详的笑容。

李安宝下山时，告诉了班长一个想法。他这次带完新兵，下连后就带他们来这里，给他们讲一讲连史里没有记载的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