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纪》是明代军事家何良臣撰写的一部兵书，重点探讨战阵之间的纪律，治军思想是该书的重点。治军之前，首先要选拔兵员、定岗定编，该书在这方面进行了颇具见地的探讨。
贵精、贵诚和重胆
何良臣主张，要想打造纪律严明的军队，首先要在选拔士卒上下功夫，这便是“募选”。在《募选》篇中，何良臣专门讨论了士卒的招募和选拔。他指出：
“募非握机，无以合众；众非精选，无以得用。”
意思是说，募兵时要广泛动员，不妨多征召一些，但在真正选兵时一定要遵循精兵原则：
“故募贵多，选贵少。多则可致贤愚，少则乃有精锐。”
对于选人标准，何良臣认为应以胆气为重：
“最喜诚实，独忌游闲，不在武技勇伟，而在胆气精神。”
他主张应优先挑选那些诚实可靠之人，注重胆气精神。这些诚实之人，多在乡村和田间，故而要到耕种的农民中挑选。
在选拔士卒时十分看重诚实、精神和胆气，这一观点与戚继光非常相似，但视角有所不同。戚继光提出“有胆”的益处，何良臣则强调了“无胆”的弊端：
“大率其选务精，而其用在胆。伶俐而无胆者，临敌必自利；有艺而无胆者，临敌忘其技；伟大而无胆者，临敌必累坠；有力而无胆者，临敌心先怯。俱败之道也。”
其次则是考察是否“膂力便捷”，看看这些选拔对象是不是强壮有力，是否身手矫捷。征募范围首选“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身体素质较好，战斗力更强。
尤重作战技能
何良臣反对在选人过程中采取过于绝对化的措施。比如四十岁以上者，虽然胆气和精力日渐衰惫、不堪劳苦，但其中也有“武技兼人，手足利捷，曾经战斗，惯识夷情”的老兵。对于他们，何良臣主张用人之长，比如让其充当“司教、司战”。还有一些老者，“乖觉晓事，诚慎细密，备谙山川进退险易”，则可以令其充当哨探和巡察。
在选人方法方面，何良臣反对简单地以蛮力大小作为选人标准。他指出：
“徒试其力，而不观其精神，是粗砺钝汉耳。”
能举铁石器固然不错，但更要观察其是否耳目伶俐、手足便捷。那些年齿适当、膂力过人、耳聪目明、手足伶俐、胆艺过人者方为上选。在这些人中，又可挑选出身躯伟岸、胆气和武技超出常人的，让他们充当头领。
戚继光也非常重视选兵，对选兵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等多有论述。他非常重视选用“乡野老实之人”。何良臣对戚继光的这一思想有所继承，但对“乡野之人”有不同理解。他认为“乡野之人”之所以是合适人选，是因为他们“惧官畏法，诚信易于孚感”，即他们会因为畏惧法律而知道感恩，更易于管理。
选拔精锐之士，当然是所有部队的目标，但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差距。何良臣虽以上述选人标准为“承平选士不易之规”，但也看到这种标准在执行时的困难。若遇到紧急情况，身处乱离之世，那就只能“驱老幼，用乌合，集市人”。但这样的乌合之众很难克敌制胜。若兵员条件实在难以达到标准，那只能以其他方式激发队伍士气，如以《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所说的“陷之死地”等方法，增强他们的战斗力。
注重“束伍”之法
善于治军的将帅，对于编列队伍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何良臣指出：
“惟束伍以致其节，因力以授其器，信必以服其心，分门以教其技，此四语无分有急、承平，但欲用兵，便不可缺其一。”
由此可见，能否做好“束伍”，关系重大。
何良臣首先指出了“束伍”的总原则：“疾而条理，严而简便。”当时“束伍”的大致过程为兵士募齐之后，通过过堂点名的方式，选定就编队伍。每队都认真登记士卒籍甲、年貌、疤记、尺寸、斤力、住居、习艺等，次日令其各领腰牌、衣甲、旗帜和器械。此后严格控制其出入营门，不允许士卒随意外出，也不许他们与隔壁营寨私自交往。伍列一旦编定，相应的禁令便随之颁行。伍长必须熟悉属内五人的性情和声音，队长也必须了解队内各人的胆力和强弱。不仅如此，自偏裨将至于伍队长，由上而下必须签订条文，规定不许有懒惰、怯弱、嫖赌、为非、逃脱、顶替等现象发生，一旦发生则与之同罪。如果犯禁违令，则处以重刑，更会通过连坐之法，使其心存畏惧。
至于编列队伍的方法，何良臣推崇《周礼》等旧制，依据“伍编而分列”。他的主张在周制的基础上也有所变化。周制一般以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二千五百人为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从“两”到“卒”，打破了“五”的固定建制。何良臣的编列方法则始终以“五”为基本建制数：
“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五队一百二十五人为哨，五哨六百二十五人为总，五总三千一百二十五人为营，五营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人为镇。”
编列完成之后，便是“授器”，即分配武器装备。何良臣认为，“授器”应遵循短长兵器的运用特点和使用技巧，做到因人而异：力气稍大且有胆气者，可以教其操练长牌；壮健且进退持重者，则可习狼筅；年少利便、手足轻捷者习藤牌；壮年有杀气且有战斗精神的，可以习长枪；骁勇活泼、运转飞腾自如的，则可习短器；至于身材相对矮小但坚健伶俐者，可教习鸟铳药弩；那些老实本分，能够负重的，可以充当火兵……总之，应按照士卒的各自特点发放兵器，保证长短兵器的战斗性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