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也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诞辰140周年。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将的鲁迅，与红军长征之间有一段休戚与共的特殊联系。这使他真正成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在军事和文化上的进攻和“围剿”几乎同时展开，我党军事领域反“围剿”和文化战线反“围剿”相互策应、协同作战，构成一个文武同御、配合紧密的有机整体，最终促成全国人民的觉悟。其时，尽管鲁迅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是我党在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铮铮旗手，引导和带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以笔为枪，勇于揭露和坚决抨击国民党的残暴统治和罪恶行径，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文人一次又一次文化围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身在国民党统治重镇上海的鲁迅，时刻关注红军长征的进展和动态，每天从国民党新闻媒体对红军的种种诋毁、大量污蔑中，竭力判断和悉心推测工农红军冲破敌人围追堵截、跨越千山万水、不断向陕北挺进的战况和态势，可谓于无声处听惊雷。与此同时，鲁迅对留守在闽浙赣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将士，尽可能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与帮助。对被敌人抓捕而身陷牢狱的红军战士和我党地下情报人员，他更是采取一切办法进行施救和安抚，替我党保护珍贵的革命火种、传递宝贵的文献资料。1935年1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不幸被俘入狱。鲁迅面对“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的白色恐怖，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魄和担当，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国民党元老胡逸民等人，秘密保存和辗转传送方志敏在监狱里写给中央的报告、信函和诗词的手稿。《清贫》《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诸多战斗文献，就是鲁迅在艰险形势中，经过艰辛努力争取到手并通过我党地下组织完整安全地转给党中央。
鲁迅作为“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可以说，鲁迅的脉搏是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同频共振的。他于万分焦急中期盼听到红军长征的胜利捷报，以“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的“牺牲精神”，全力救助我党高级干部和苏区红军战士，成为革命队伍中“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引文均见毛泽东同志《论鲁迅》一文）。
“心事浩茫连广宇”的鲁迅始终驰念和牵挂红军长征。1935年12月的一天，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前来探望鲁迅，告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重病缠身的鲁迅极为兴奋，敏锐地意识到红军长征改变中国历史的特殊意义，第二天便将此消息分享给到访的著名作家茅盾，并且提议以二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发一份贺信。鲁迅委托史沫特莱以电报形式，将贺信转发给陕北的中共中央，内容如下：“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虽然当时上海被白色恐怖所笼罩，但鲁迅从红军长征胜利洞察到全民族抗战即将来临，预感到中国的茫茫黑夜正迎来曙光，挥笔写下七言律诗《亥年残秋偶作》：“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这首感情深挚、意境宏远的言志律诗，深切表达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景仰和对红军指战员的敬重，以及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乐观与信心。
事实上，鲁迅一直对红军报以由衷的关切。1932年，陈赓因在战斗中腿部负伤来到上海就医，鲁迅通过冯雪峰等人两次与陈赓见面，请陈赓讲述苏区反“围剿”作战、苏区人民支援红军等情况，还特别请陈赓绘制一张鄂豫皖军事斗争形势草图。鲁迅萌生了尽快创作一部状绘红军的中篇小说的想法。遗憾的是，由于受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鲁迅最终并未完成这一心愿。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一书中写道：“他终于没有写，显然由于他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使他造成创作所需要的真实感。”
尽管鲁迅未能实现这一夙愿，但他和茅盾联名发给中共中央的贺信有力地昭示了其耿耿心志和殷殷期盼。这份言辞恳切、纸短意深的长征贺信，也是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相互关注、互相期许的重要历史见证。收到贺信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人格外欣喜。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正在长征途中的红二、红四方面军发去内部电报，郑重地谈到鲁迅、茅盾等人的贺信：“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1936年7月6日，周恩来、张闻天致信已离开陕北到上海从事统战工作的冯雪峰：“你的老师（指鲁迅）与沈兄（指沈雁冰，即茅盾）好吗？念甚。”“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此信可看作中共领导人对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一种感谢与回应。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逝世。中共中央发布《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指出“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决定在全苏区内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并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高度评价道：“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向全体参会人员发出动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1945年，周恩来在重庆各界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特别指出鲁迅的立场是与革命息息相关、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立场，鲁迅的态度是对敌人狠、对自己严、对朋友和的态度，号召人们学习鲁迅先生的这种立场和态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鲁迅，称赞“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些均表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真诚而崇高的友谊关系，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向同行。
岁月不居，风范永存。今日之中国，鲁迅先生并未离我们远去，他的思想距我们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