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始终非常重视北部边疆建设，却一直没有找到一条万全之策。自朱元璋以降，明朝对北方游牧民族从进攻到僵持，再到转入防守，最终完全防不住——从明朝北部边疆攻守转换的过程中，尤可看出其北疆战略的得与失。

外患加剧

明朝一直以蒙古人为头号假想敌，努力针对其构筑防御体系。然而，塞外并非只有这一支游牧民族。万历年间，女真族势力逐渐壮大，对明朝北疆的安全构成了更大威胁，也打破了北方地区明、蒙双方长期对抗的格局。其时，女真族人口总数为100万左右，其综合实力与明朝相差悬殊，但由于明朝北疆防御体系的瓦解，加上女真族势力日益扩张，导致攻守态势发生彻底转变。当时明朝将领都知道女真兵“满万不可敌”，故始终努力使其“分”，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则致力于“合”。在后金初步统一后，明朝在东北已现颓势，因此才有萨尔浒之战的失败。

在女真族崛起的同时，明朝正步履沉重地迈入全面衰退期，已呈积重难返之势。由于皇帝昏庸、宦官专权，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出现严重危机。武昌、云南、苏州等地，相继出现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辽东地区甚至出现兵变。这表明明朝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官与民之间的矛盾正日益突出。动辄万人以上的起义规模，不仅反映出社会危机的日渐加深，同时也宣告明政权正逐渐失去对帝国的统治力。

在军事上，明朝也同样呈现出颓败之势。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后金展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多尔衮更是大举入塞，加快了推翻明政权的步伐。

边防日衰

明正统年间，瓦剌迅速崛起，明朝北疆的安全已产生严重危机。《明史》记载，“景帝即位，十余年间，边患日多”，反映出当时边务日渐衰败的实际情况。

俗话说，攻难守易，但攻与防的关系并非绝对。如果防守方摸不准对手的进攻方向，则极易处于被动。正如孙子所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明朝对北方游牧民族主要采取防御之策，但北部边界线漫长，实现有效防守并非易事。

到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明朝已出现明显的边饷危机，而且逐渐演变成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这也加速了王朝的衰亡。有学者总结过这种结构性问题的突出表现，认为“边镇防线过长，内地补给有限，粮食运转路途遥远，困难过大，成本太高”。到明朝后期，随着政治腐败和经济下滑，前方补给变得更加困难，原有的边疆战略失去继续贯彻执行的基础。明初设计“九镇”虽然发挥过一定实效，但其中的弊端，如巨大的物资损耗等，此时也变得日益突出。面对困境，督师蓟辽的朝臣孙承宗多次呼吁裁减军队员额，上书“简汰官兵”，以争取节约开支，维持前线士卒的基本补给。依据当时双方角力的实际情形，明军其实应当通过增兵来增加防线的坚固程度，但是由于补给不足而无法实现。孙承宗提出这种饮鸩止渴的策略，实属无奈。

战力瓦解

万历年间，明朝连续对外用兵。万历中期的“万历三大征”，即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援朝抗倭之役，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边防问题由此日益严重。朝廷被迫四处筹措军饷，“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二千万以输边”，给各地百姓带来沉重压力。此外，十三边镇防线过长，官军人马也明显不足。

明朝中期，由于世袭制的军队完全丧失战斗力，明朝被迫改用募兵制补充兵员。这种改变一度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起到积极作用，但到了后期，已挽救不了整个明军军政的败坏。政治腐败不可避免地构成对军队的侵蚀，并很快形成层层盘剥式的贪腐。下级军官捉襟见肘，底层士卒更是无法糊口。即便如此，他们还要承受各种盘剥，最终只能走上哗变的道路。崇祯初年，处于辽东最前线的宁远率先出现士兵哗变，此后山西等地也相继发生勤王兵哗变事件。军队战斗力丧失，甚至“一望虏兵，即思逃遁”。保卫帝国的长城，已呈轰然坍塌之势。明朝统治者精心构筑的北疆防御体系，也就此宣告瓦解。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心中最大的外患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尤其是蒙古。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最终给予明朝毁灭性打击的，正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起于女真族的后金，最终给了明军以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