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中的宣传文化工作，在鼓舞军心士气、动摇瓦解敌军、播撒革命火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二万五千里的浴血征程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长征中的宣传文化如同雄浑战鼓，在艰危困苦下凝聚党心军魂。长征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战略大转移。面对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对难以想象的残酷“围剿”，面对无比复杂的党内斗争，当时红军的前途和发展处于十分险恶的境地。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党高度重视发扬宣传文化工作的战斗传统。长征之初，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红军克服千难万险，一边紧张行军作战，一边坚持办报办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星》报坚持在长征途中出版28期，办成了红军“政治工作指导员”，振奋了红军官兵士气，激发了红军英勇奋战精神。这些在战火硝烟中诞生、在崇山峻岭之间编辑出版的报纸，成为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精神食粮和行动指南，对于鼓舞红军士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尤其令人感佩的是，红军长征开始后，留守苏区的瞿秋白当时已身患严重的肺病，但他服从革命需要，送别战友后就立即投身中央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使命：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负责继续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纸的版式、栏目、出版周期等都保持不变，一切照旧。部队撤走后严重缺乏人手，组稿、排版、校对等工作困难重重。瞿秋白拖着病躯，夜以继日地工作，坚持每周出版《红色中华》二至三期，造成红军主力仍在苏区活动的假象。
《红色中华》在迷惑敌人视听、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瞿秋白不负党中央重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直到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军捕获，从容就义。
长征中，上至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下至普通战士，既能在战场浴血拼杀，又能沿途宣传鼓动；既能创作大气磅礴的雄文佳作，又能书写朗朗上口的标语口号。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和《十六字令》等光辉诗词，豪迈自信，鼓舞人心；徐特立、董必武等老同志行军宿营时和战士一起刷标语、搞宣传；朱德同志在贵州省仁怀县亲笔书写“实行耕者有其田”等标语。
在敌人围追堵截之下，红军各部随时处于高度紧张的战斗状态中。但无论处于何种艰难困苦的条件，党和红军仍把宣传工作看成是增强战斗力的重要武器。长征中，红军打了胜仗，都会通过召开祝捷会、发表消息和评论等形式通报全军，鼓舞士气。《红星》报经常以简短的消息和通讯，及时传播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喜讯。1935年1月1日至3日突破乌江天险，是长征中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红星》报对突破乌江战斗作了深度报道。1935年1月15日，该期报纸刊登《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名单，杨成武对这篇报道十分赞赏：“文字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会像乌江的流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中。”
红军十分重视对敌军的宣传瓦解。当时，红军战士大都会唱《劝郎回头》《兵变歌》《瓦解敌军歌》等歌曲。这些歌曲针对敌军的痛苦处境和潜在心理，唱起来如泣如诉，深深打动着敌军士兵的心。比如红军长征路过四川时，充分利用四川的方言土语创作一首《当白兵苦得很》：“白兵弟兄们哪，大家都来听哪，唱一唱白兵苦得很哪，听我说分明哪……三顿吃不饱哇，裤带要勒紧哪，几月不见油星星哪，瘦得一根藤哪……”
对敌军进行的各种有力宣传，收到了打击敌军、瓦解敌军的显著成效，使得许多国民党士兵消极厌战，甚至调转枪口、投奔红军。
为达到“斩草除根”的效果，国民党政府在红军长征所经之地，长期对老百姓进行欺骗宣传，对红军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造谣诬蔑。这导致很多地方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人们对红军存在怀疑、恐惧的心理。对群众宣传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胜利完成长征。
围绕这项工作，长征中红军高度重视标语口号的提出和书写，成立两人一组的标语队，一人提桶，一人书写。1934年11月25日的《红星》报刊登《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的消息，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每天写一个至五个标语”。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重视做好宣传和统战工作，除明文规定用少数民族文字多印宣传品之外，还规定在编制部队训练计划时也要有“番语、番语参谋、通事”等。
1934年12月，红军到达贵州黎平。据戴镜元《长征回忆录》介绍：“总政治部号召每个同志送一件物品给苗族兄弟，作为我们第一次到贵州送给苗族兄弟的礼物。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拿出自己穿用的衣服、毛巾等物品送给他们，他们得到这些礼物时，都露出感激的表情，有的人激动地握着我们的手，眼里含着泪花，很久很久说不出话来。”
正是红军的实际行动，消除了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在民众中造成的“赤匪”形象，广大民众真心拥护红军。萧克在《红二、六军团长征记》中回忆了红军群众宣传产生的巨大作用：“南渡澧水后……我们边走边打边宣传，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七天就来了一千人。”1936年2月9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在占领毕节后，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一次就扩充红军3000多人。临离开毕节时，“成立了独立一团和独立四团”，一些女学生几次要求跟红军队伍走，因还要继续长征，“只好婉言劝慰，动员她们回去了”。
敌人千方百计地要消灭红军，红军则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消灭敌人。红军每到一地，各单位的宣传队和工作组都制订出宣传、扩红、筹款的竞赛计划，立刻深入到群众中去。哪里有红军，哪里就有红军的演讲声和歌声。在筹粮筹款、团结和发动群众等方面，红军的宣传工作也做到了深入人心。如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康北期间，帮助藏族人民建立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藏族地方自治政府，朱德总司令与甘孜县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9次促膝交谈，结为好友。格达活佛以其特殊的身份，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受到宣传教育的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仅丹巴县3个月内就拿出17万公斤粮食支援红军。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吹响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回望80多年前那段苦难和辉煌，回顾总结红军长征中的宣传文化工作经验，对于身处复兴征程的我们探索思考如何建构起更具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宣传话语权，如何在并不平坦的前进道路上筑牢精神家园、激发奋进力量，如何在深刻变革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发出时代强音、讲好中国故事，启示颇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