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公元1536年-公元1618年），明朝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初字顺叔，后改字叔简，别号新吾、心吾，晚号抱独居士，河南宁陵县人。从吕坤所著的《呻吟语》《安民实务》《救命书》等书中，可以看出他对军事问题深切关注，并进行了深入探讨，有着高远的战略眼光。

戍边安民的战备观

吕坤从儒家的传统民本思想出发，呼吁君主执政为民，并将国家的安危与百姓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国君应“顺天应人”，并推行“合乎民心”的为政之道。不仅施政依靠民众，戍边御敌也需仰仗万民同心。吕坤认为，民心向背始终关系到国家命脉。抗击外敌入侵，就需要发起戍边的军事行动，推行必备的安民之举。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吕坤出任山西巡抚，提督雁门等三关，目睹边境将骄兵惰、胡虏步步紧逼、边民饱受欺侮的现状，为此忧心忡忡，于是奋笔写下《安民实务》一书。从书名可见，吕坤著此书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安民和保民。

吕坤决心戍边安民、整顿军队、提振士气，为此制定种种具体的治边安民之策。在《安民实务》中，他将这些御戎之策总结为12大项140款，对士卒的招募和训练、将帅的选拔和任用、军队的管理和教育、兵器的制造和使用、军马的购买和养护、间谍的使用和管理等各个方面，都作出具体探讨和明确规定。其中大多内容都是针对明军时弊而提出，可谓有的放矢、切中肯綮。在掌握可靠边情的基础上，吕坤努力探寻守边之策，还写出一部《救命书》。该书认真检讨当时明军城防的疏失，并研究制定补救对策。在他看来，守城就是“救命”，故将书名定为《救命书》。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首相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明朝出兵后，大败日军，日本假意与明朝议和。以兵部尚书石星为代表的主和派，主张撤兵和解。以吕坤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将日军彻底驱逐出朝鲜。他分析局势认为，朝鲜和大明关系密切，可谓唇齿相依。若日军占领朝鲜，则可“就地资食，进则断我漕运，退则窥我辽东。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国家大忧也”。因此，他积极上书主张出兵，吁请“陛下诚早决大计，并力东征”。事实证明，这种以攻为守的方针，正是对付侵略者的良策。在丰臣秀吉第二次发动侵朝战争时，明廷采纳吕坤的建议，果断出兵，彻底击败了日本侵略者。

救民性命的守城术

本着“救民性命”的目的，吕坤在《救命书》中总结了“城守事宜”共20项、“遇变事宜”4项及“预防事宜”11项，对守城之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总结。

所谓“城守事宜”，是指日常守卫城池的注意事项。其中包括对城内居民的组织管理、粮食等物资的准备等。吕坤尤其提醒人们注意严防奸细，也对外敌入侵的特点等进行了总结。为做好城内的物资和粮食储备，吕坤主张必须要以“宽绰”作为标准，这样即便遇到凶年，也可安然无忧。他还特别注意确保城内兵民的饮水问题，指出：“城中寺庙空闲之地，或有甜水之泉，务须添井三五十眼，以备城上城中缓急之用。”

对于击破城外敌兵的方法，吕坤也进行了探讨。他主张，一旦发现敌人露出破绽，就应抓住时机果断发起攻击。例如在深夜派遣小股部队“乘其困倦，密砍其营”；若敌军已有所防备，可使用鸟铳、佛郎机等火器发起进攻；见贼兵聚集一处，则可“乘顺风用油薪纵火焚之”。在“预防事宜”中，吕坤就平时预防敌军入侵的注意事项进行了系统总结，每个细节都有所考虑，甚至居民修盖房屋时如何烧制砖块、何处取土等，都有相应的要求。

重视谋略的用兵术

吕坤研究御戎之法，虽然多少因儒家的立场而抱有德化之念，但也不废谋略，而且认为谋略是用兵首选。吕坤指出：“御戎之道，上焉者德化心孚，其次讲信修睦，其次远驾长驱，其次坚壁清野，其次阴符智运，其次接刃交锋，其下叩关开市，又其下纳币和亲。”一旦刀兵相见，吕坤积极主张充分使用战争谋略。他总结道：“兵，阴物也；用兵，阴道也，故贵谋。不好谋不成。我之动定敌人不闻，敌之动定尽在我心，此万全之计也。”

在吕坤看来，一旦动用兵革，则已经预示着“德化之衰”，只能针锋相对，使用武力予以征伐。至于“兵革”，不仅始终不可废弃，反而要加以重视。身为将帅，必须善于谋划，善于权衡利弊、分析敌情，积极研究破敌之法，主动运用各种战争谋略战胜敌军。这不仅是由战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更是避免“外夷交侵”的必备之需和万全之计。

吕坤高度重视情报工作，对孙子“知彼知己”等主张表示出激赏之情。在他看来，情报工作的重点是考察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和虚实情况，还应对敌我双方的“精”“备”“勇”“智”等情况全面掌握。吕坤模仿孙子，总结了一套战胜之道，也可见其崇尚谋略的主张。他认为，要想战胜敌人，就得“兵不厌诈”，通过各种假象来迷惑敌军、调动对手，寻找可乘之机打击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