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公元1527年-公元1602年），原名载贽，后改名贽，号卓吾，又号百泉居士、温陵居士等，福建泉州晋江县人。李贽是明代著名思想家，也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狂狷之士”。李贽热衷论兵，著有《孙子参同》等军事学著作。他的著作《焚书》中有不少篇幅论及军事，其中也对孙子的兵学理论有所继承和阐发。

注重整体的“武备论”

在《孙子参同·序》中，李贽着重阐发了重视武备的主张，由此出发大胆批评孔子对军旅之事不够重视。他指出：“孔子似未可以谋军旅之事也。”针对不少人提出的“治世尚文，乱世用武”主张，李贽也进行了批评，认为“武事”并非只是乱世救急之用，在和平时期也应给予高度重视。

在李贽看来，如果平时没有做好武备，一旦遇外敌进犯，则只能束手就擒。他以人的身体为喻说明这一道理：“故予尝譬之人身然。夫人身有手有足，盖皆所以奉卫此身者也。”在李贽看来，武备对于国家的意义，正如同手足之于人体，不仅仅是保证日常生活需要，还要起到保护安全的作用，“是武用也，此亦手与足也”。一旦发生紧急之事，则需“手抵而足踢”，担负起击退外敌的重任。

李贽认为，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军，都如同治病一样，要注意内外兼治，在治标的同时，更要注重治本。战争一旦爆发，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物资消耗，因此应高度重视国家整体实力。为此，李贽十分赞同孙子的“速决战”思想和“因粮于敌”主张，即战争时间宜短不宜长，可以利用威慑手段压服敌军，而己方毫无损失，这才是上上策；如果真的要交战，粮草作为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可以依靠敌国提供，以战养战。

重在求变的“诡道论”

孙子强调“兵者诡道”，这一点也被李贽所继承。李贽不仅高度重视“奇正”，也强调掌握“虚实之变”。

李贽指出正兵和奇兵应具有不同作用，并重新阐释了“奇正”的内涵。他指出：“正兵合战，奇兵出其不意以取胜。”在李贽眼中，“奇正”的核心在于一个“变”字。对于“兵势”，李贽重点强调其中的不确定性，也由此强调指挥员应具备“求变”和“应变”能力。他指出：“兵无一定之势，故奇正之兵也无一定之用。”也就是说，指挥员必须懂得权变之道，懂得“择人任势”的道理，才能胜敌一筹。

在注评《孙子兵法·虚实》《孙子兵法·九变》等篇时，李贽始终将治变之法和应变之法与奇正之术联系在一起，并将“虚实之术”“九变之术”等与“奇正之变”紧密结合起来考察，指出“九变之中，又自有奇正也”。“九”为极多之意，“九变”即“多变”之意。基于“求变”的理念，李贽将“奇正”与“形势”等兵学范畴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握了重要兵学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李贽的观点与孙子非常相似，认为掌握战场主动权的要诀，在于巧妙地运用这些虚实变化之术，找到敌方的虚弱之处，寻机发起致命一击。

重视敌情的“先知论”

李贽主张依据敌情“求变”，因此推崇孙子“因敌而制胜”的理念。与孙子相似，李贽同样高度重视“先知”，充分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李贽指出，情报工作应从“识形”开始，首先是注重打探“胜败之形”。由此出发，才能进一步追求“应形于无穷”和“因形而措胜”。指挥员只有充分认识并掌握两军“胜败之形”，才能更好地谋划战争，找出必胜之法，在未战之前就预知战争胜负。而且，相对于作战能力而言，“军形”相对容易探知，所以李贽要求情报工作首先要做到探知“军形”，尤其是“胜败之形”。

敌情重要，己情也重要。李贽认为，掌握彼、己之情，是谋划进攻之道的基础：“将而知彼、己，谋攻可也。”情报工作和战争行为一样，同样是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领域，尤其考验指挥员的智慧和谋略。为了充分掌握彼、己之情，孙子强调“形人而我无形”，这一点也颇受李贽认同。李贽一方面主张通过欺骗之术调动敌人，刺探和套取对方的情报，另一方面则努力做好反情报工作，确保己方之形不被对手所察知。

与“知地”“知天”和“知己”相比，李贽更加重视“知彼”，即对敌情的掌握。他指出：“其实必以先知彼己为急也，苟知己而不知彼，又何以胜敌而制其命乎？故用间要矣。”本着这一思想，李贽对《孙子兵法·用间篇》进行了重点评注。他顺应孙子的逻辑，继续阐发伊尹和吕尚亲自担任间谍从而帮助殷、周获得天下的案例，以此说明间谍具有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作用。此外，李贽还对李靖“用间最为下策”及“用间为不得已”等观点予以驳斥。他指出：“说出用间事，十分郑重，言不如此，则是视民命如粪壤，以安危为儿戏矣。安得不先知敌人而为之间乎？然李卫公反以用间为不得已，何哉？”也就是说，使用间谍是保证国家和民众安危的必备手段，李靖反对用间显然没有道理。为了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作用，李贽还列举了历史上众多经典谍战案例对此进行论证，对各类间谍使用要领进行简要总结，并给出自己独到的点评。这些内容也对孙子的用间理论有所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