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公元1472年-公元1529年），本名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思想家。他曾经隐居会稽阳明洞，创办阳明书院，故后人也称其为“阳明先生”。王阳明在儒学上卓有建树，建立的“心学”对当时及晚明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他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事家。王阳明不仅对古典兵学有深入研究，而且善于将之运用到战争实践中。

去患求善，慎重为战

王阳明始终将战争视为“凶器”或“危物”，这是对老子和墨子等先哲的继承。这种慎战态度，与孙子也较为接近。王阳明认为，战争是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的最终手段，也即孙子所说的“非危不战”。他在《平茶寮碑》中写道：“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 在一篇祭文中，他出于对阵亡将士的感伤，再次强调了战争的残酷性，指出：“古者不得已而后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获其所，况忍群驱无辜之赤子而填之于沟壑？”

相比战争，王阳明更希望通过政治手段来平息纷争。例如当发生叛乱，他更主张使用安抚手段，而不是动辄发起征讨。在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的一份奏疏中，王阳明详细论述了征讨战争的“十患”与政治安抚的“十善”。王阳明将征讨战争的“十患”总结为“伤伐天地之和，亏损好生之德”“兵连不息，而财匮粮绝”“溃散逃亡，追捕斩杀而不能禁”“百姓饥寒切身，群起而为盗”等； 将政治安抚的“十善”总结为“培国家元气”“百姓无椎脂刻髓之苦”等。很显然，“十善”与“十患”的对比，表现出王阳明对待战争的鲜明态度。

王阳明坚决反对无端发起战争，正是因为他曾亲身经历数次战争，亲眼目睹过战争带来的巨大危害。在他看来，是否发起战争，需要充分论证，进行多方利害权衡。如果可以通过招抚等手段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就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切不可将百姓无端推入战争之中。

整饬边务，赏罚分明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明朝已日薄西山，逐渐步入衰落。面对内忧外困的局面，王阳明积极思考对策，上书朝廷《陈言边务疏》，为整饬边务建言献策，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军队建设和管理。王阳明借用《孙子兵法》中的“古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一语，强调加强战备、增加防守实力的重要性。同时，他也高度重视加强部队训练工作，提升军队战斗力。

他首先强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即“蓄材以备急”和“舍短以用长”。这就是说，不仅要重用人才，而且要做到用人之所长。他建议改革选拔人才的制度，把那些“文武兼济之才”选拔出来，既“习之以书史骑射”，也“授之以韬略谋猷”。其次则是做好军备物资的储备和保障，即“简师以省费”和“屯田以给食”。一方面实行精兵政策，减少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解决边境官兵的吃饭问题。为此，王阳明建议非战斗部队积极参加屯田，即“分屯其地，给种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

此外，王阳明还提出加强军队管理，他的主张是“行法以振威”和“敷恩以激怒”。他列举李光弼、狄青等名将治军的例证，说明从严治军的重要性。在加大惩处力度的同时，他也注意提高对士卒的奖励，此即“敷恩以激怒”。只有落实好赏罚制度，才可以让全体将士令行禁止，奋勇向前。王阳明建议朝廷关心士卒和其父母子弟的疾苦，并对死难将士加强抚恤，让“死者皆无怨尤”，从而“生者自宜感动”。

巧用谋略，诡道胜敌

王阳明的兵学思想并非“纸上谈兵”，他亲身参与过多次平叛战争，战绩斐然。他也由此给后人留下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印象。

正如王阳明一贯主张的“知行合一”，他不仅精研古代兵典，也在战场上灵活运用。在战争实践中，他将兵家的用兵谋略与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相结合，推动了兵学与儒学的融合。

王阳明指挥的平叛战争，计谋皆堪称精妙，而且非常高效。他善于抓住有利战机，果断发起攻击，力争“一战而破强胡”。

熟读儒家经典的王阳明并不迂腐，而是非常善于变通。在情势紧急时，王阳明不拘一格，大胆运用伪造檄文的手段来威慑敌方，充分体现出他出众的胆识和灵活务实的能力。精研《孙子兵法》的王阳明，用兵多用诡诈之术。得知敌我双方在兵力上存在差距，他便使用欺骗手法来调动敌方，等待援兵的到来，积极创造有利于己的形势。得知叛军围攻安庆，王阳明立即指挥军队全力进攻南昌，巧妙运用孙子“以迂为直”的策略和孙膑“围魏救赵”的计谋。王阳明对情报的重视、对间谍的使用等，也都与孙子的用兵方略颇有相似之处。可以看出，硕儒王阳明熟悉并善于运用兵法，体现出明显的兵儒合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