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兵役法，在优化服役待遇保障制度、完善退役安置政策的同时，对涉及拒服兵役行为的惩处也作出明确规定。比如，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服现役拒不改正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或者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不得招录、聘用为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两年内不准出境或者升学复学，纳入履行国防义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法律具有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兵役法规对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军人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明确，对于规范和加强国家兵役工作，保证公民依法服兵役，保障军队兵员补充和储备，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兵役工作在强调法规约束性、执行严肃性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启发公民自觉。宪法明确规定，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新修订的兵役法将“彰显服役光荣”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并强调“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兵役宣传教育，增强公民依法服兵役意识，营造服役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为了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促进公民自觉履行国防义务，我国在2001年4月就颁布、施行了国防教育法，迄今已逾20年。

这一点，与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改进兵员动员工作的做法一脉相承、高度契合。党从早期的军事活动开始，就明确废除旧军队的陈规恶习，注重采取政治教育、思想感化等方式处理逃兵问题。这种建立在从军者自觉自愿基础上、顺应社会进步潮流的惩处政策，对于壮大武装力量、夺取革命胜利以及和平时期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八七会议”上，党就明确提出：“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建军之初就确立的先进兵役制度，奠定了我军在逃兵惩处问题上注重源头治理、注重启发自觉的政策基调。

1929年古田会议分决议《废止肉刑问题》中，明确宣布废除枪毙逃兵和肉刑制度，改为运用政治教育来感化逃兵归队。长征期间，红军各部队普遍开展反掉队活动，说明掉队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并发动身体强壮的同志帮助体弱者扛枪、背行李。

抗战爆发后，党领导开辟敌后战场，一些抗日根据地部队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度因组织不纯、成分复杂而出现逃兵现象。针对这种状况，党一面规范兵员动员程序，一面加强思想教育和宣传发动，使根据地呈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热烈局面，逃兵现象大为减少。

比如，发源于延安的“街头诗运动”就对揭露日军罪行、鼓舞人民斗志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一首诗写道：“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类似富有成效的动员工作，激发起广大青年的参军杀敌热情。

解放战争期间，一些解放区的个别地方针对士兵开小差现象，采取了没收财产、清算家属的惩处，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影响了归队工作。为此，1947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先后下发《关于归队问题的决定》和《关于正确对待逃亡人员和开展归队运动的指示》，对逃兵问题的处理原则和具体方法进行明确。

比如，太行五专署在逃亡战士经多次动员仍不愿归队时规定，“应停止对他的一切优待，退还多分配给他的斗争果实及回家后多优待他的粮食，应取消他的光荣称号，不能在村担任工作”，较好地把握了处理问题的分寸。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采取算血债、挖苦根，讲任务、说责任等贴近群众的教育方法，引导战士开展自我教育，收到良好效果。抗美援朝战争中，针对美军“利用志愿军战士婚姻、家庭问题诱导其思乡恋家情绪，利用志愿军生活困难、缺衣少穿涣散战士的斗志，蛊惑投敌变节”的企图，志愿军没有回避，而是将敌人的企图和阴谋在基层官兵中公开，据此组织开展现场辨析，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揭露了敌人的险恶用心，坚定了广大官兵必胜的信心。

回顾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处理逃兵现象、改进兵员动员工作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做好新时代兵役工作，既需要依法依规对拒绝、逃避兵役人员作出相应惩处，及时破解一些地方存在的拒服兵役“没人管、没法管”，适龄青年“不服管、不怕管”的难题，维护国家兵役工作的严肃性；又需要深入落实全民国防教育，筑牢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长城”，使依法服兵役成为适龄青年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让拒绝、逃避兵役的现象失去土壤、遭到唾弃、降至最少。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国防动员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