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武强年画博物馆，有着一批特殊的年画。它们大多创作于革命战争年代，其内容却与普通年画驱凶辟邪、祈福迎祥的主题有所不同。革命战争年代的武强年画，将保家卫国、拥军爱民的情怀融入传统民间艺术，尤其是在延安“鲁艺”革命画家与武强年画艺人的结合创新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风起云涌。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武强年画艺人以画笔、刻刀反映民情民意，创作出大批反帝反封建及民主革命内容的政治年画。

作为木版年画之乡，清末民初在武强县城南关画业一条街，有字号可查的年画作坊有144家，周边68个村庄还有一千多个年画作坊。但是，自从1937年9月日军占领武强，画店作坊也遭受灭顶之灾。当时南关的“恒兴永”画店，业务十分红火。日军占领武强后，怀疑这家画店内藏着八路军，开枪打死了店主贾世权的姐姐，并用硫磺弹烧毁画店和画版。这只是日军残害武强年画的一个缩影。

“到敌人后方去。”1938年秋天，革命美术工作者阎素来武强学习民间艺术，他借用武强年画套印方法制作的《打日本打汉奸》抗战门画，颇得群众赞赏。这一时期，晋察冀边区政治部文协版画家彦涵等文艺工作者，也纷纷深入冀中，采用武强年画木刻技法创作了《王三群全家被害》等新版画，在抗战军民中引起极大反响。徐灵利用武强民间年画“天官赐福”的形式，雕刻了装饰性很强的《抗日光荣》《立功喜报》，轰动一时。他们在吸收借鉴民间艺术的过程中，几经探索和研究，为配合军事胜利，创作了《木刻捷报》，由群众敲锣打鼓赠送给军烈属、功臣家属，使武强年画成为宣传抗日、鼓舞抗日的特殊武器。

随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和北平、天津的进步画家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纷纷奔赴冀中，与武强年画艺人一同成立了“冀中年画研究社”。后来，冀南木刻团的画家也到冀中与其汇合，形成一支文化劲旅。江丰、古元、彦涵、王朝闻、罗工柳、吴劳等一大批艺术家，在学习武强民间年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对旧年画进行了“旧瓶装新酒”的改造，并同武强的年画艺人郝云甫、陈文柱、张福旺、张万年、肖福荣等一起，创作出许多宣传、鼓动抗日的优秀作品。他们创作的《打日本救中国》《战斗英雄》《人民靠山》《欢送新兵上前线》《开展民兵爆破运动》《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人民救星共产党》等一大批新年画，历经战火的考验，冲上了人民战争的前沿阵地。

抗战时期的武强年画，在革命老区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的《保卫边区》年画，把武强年画中威风凛凛的“门神”换成了骑马挥舞战刀的八路军勇士，成批刻印后张贴在敌占区家家户户的门上，不仅为抗日军民加油打气，而且针锋相对地同日本侵略者的“新民文艺”“兴亚文艺”等殖民文艺、汉奸文艺作斗争，在打击敌人、瓦解敌人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铁匠庄村民间画家王兰坡，曾师从齐白石，他的画落款常书“拜石馆王兰坡”。日军占领武强后，千方百计地想收买他。王兰坡严辞拒绝并以诗言志：“画高六尺价三千，可惜老夫不爱钱。粮米本是活人物，嗟来之食不可餐！”

革命战争时期的武强年画将严肃的革命主题与传统年画的娱乐性结合起来，把送祥纳福祈求平安的愿望与革命崇高理想相结合，创造性地将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融为一体，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反映了边区军民如火如荼的对敌斗争、政治生活、大生产、学文化、参军支前、土地改革等重大题材，不仅对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发挥促进作用，而且提升了武强年画的艺术效能。

20世纪80年代，武强年画博物馆以抗战时期的革命年画为主题进行专题陈列展出，武强年画博物馆被命名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河北省国防教育基地，革命年画成了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活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