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时节，一座庄重大气的红色新地标——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在江西省大余县开馆。这是全国首座、全面展示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光荣历史的红色基因库，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南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南方游击战争历时三年，地域范围包括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8省15个游击区，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保留了革命力量。

大余县属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地带，该游击区是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区域和指挥中心，项英、陈毅的主要活动地。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大余县的这座纪念馆，追忆那段艰苦岁月，探寻红军不屈不挠的血性密码。

向死而生为理想

每一位留守的红军都做了慷慨赴死的准备。

在大余县黄龙镇，绵延群山包围的纪念馆庄严肃静。走进大厅，映入眼帘的是一面破山而出的中国工农红军军旗，气势如虹的旗帜仿佛述说着红军为理想成仁取义的悲壮故事。

历史细处不忍卒读，一旦翻开，可能每一个字都带着血痕。

“凤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纪念馆展柜里陈列着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烈士给兄嫂及妻子的遗书。

1935年3月，刘伯坚在江西信丰的一次突围中身中数弹，左腿负伤，不幸落入敌人手中。任凭严刑拷打，他都坚贞不屈，并于狱中连续写下数封感人肺腑的家书，也是安排后事的遗书。信中既有“不需要营救我”的决绝，更有对3个幼子的殷殷嘱托。

站在《刘伯坚戴镣长街行》景观前，讲解员袁蕾介绍：“刘伯坚家书的故事，是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无私无畏的一个缩影。这种为理想舍生忘死的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瞿秋白也是留守者，被捕后他拒绝敌人劝降，慷慨就义，并写下绝笔：“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展馆中，我们看到了这位我党早期领导人就义前的照片——身穿中式对襟衫、抵膝布短裤，脚踩一对黑线袜和黑布鞋。照片里，感受不到死亡的阴影，一如他最后留下的文字：“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

和瞿秋白同年被敌人杀害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福建省长汀县的一处山头遇敌围堵，59岁的他只身跳崖，壮烈牺牲。这位革命长者践行了他的誓言：“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如果不是有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何叔衡本可以在家乡安稳富足地度过一生，但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投身革命，直至献出宝贵生命。”袁蕾动情地说。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党史、军史上十分艰难的三年，但他们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不仅打击、消耗了进犯各苏区和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保持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还保存了革命火种，锻炼了革命力量。”大余县史志研究室负责人朱常说。

“馆内展陈以三年战斗历程为轴，全面展示各游击区的历史。”纪念馆总策展顾问欧阳苏勤向记者介绍，展陈由序厅、“红军主力长征，苏区军民坚持斗争”“原中央苏区各游击区的形成与坚持”等6个部分以及尾厅组成，全景式展现那段由黑暗走向光明的革命之路。

站在“万人大搜山”场景展厅内，记者发现，展板嵌入山体而建。纪念馆还灵活运用AR互动、3D投影、多媒体场景等技术手段，再现当年游击队被敌人封锁“围剿”时顽强抗争的场景。“现场危机四伏，游击队员沉着应敌，置身其中感到十分震撼。”一名参观的大学生感叹道。

灵活机动打游击

巍巍油山，群峰起伏。

1935年3月，项英、陈毅率部从江西省于都仁凤山区突围至赣粤两省三县交界处——油山地区。

站在馆内的观景长廊眺望，不远处就是“千峰转不尽，十里万重山”的莽莽油山山脉，当年活跃着不屈的游击队战士的身影。4月上旬，为了贯彻中央电报指示精神，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河洞乡长岭村共同主持召开干部会议，部署分兵开展游击战争。“油画《长岭会议》艺术再现了会议的场景。”纪念馆馆长赵如介绍，“长岭会议统一了思想，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实现了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成为赣粤边游击战争的新起点。”从此，留守红军开始了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时期。

1935年初夏开始，国民党纠集4万余人对游击区进行铁桶般“清剿”，红军游击队被迫转入深山老林与敌人周旋，深陷难以想象的危难困苦。“1937年早春，皖浙赣边游击区的一支游击队，被敌人围困在鄣公山上的六股头，仅一夜就冻死了20多名游击队员。”江西省赣州市委党史办一级调研员胡日旺说。

在崇山峻岭、千崖万壑间，夏顶酷热、冬冒严寒，昼行森林、夜宿山洞……奔波在各个山头的游击队员们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避强击弱，伺机打击敌人，取得了袭击保安团、智取西华山矿警队等一系列战果。

“讲战术，稳坐钓鱼台。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细读陈毅手书《赣南游击词》，寥寥数句，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红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受游击战争组织机构分散、环境艰苦异常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段历史留下的史料和革命文物极其稀少，收集资料十分不易。”纪念馆文物史料征集小组组长、大余县政协副主席周凤来向记者介绍，为了征集文物文献史料，他们辗转多地开展工作。收集到的1938年陈毅赠送给周篮夫妇的“个人照片”、长岭会议上使用过的茶壶、赣粤边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杨尚奎亲手制作的竹勺、竹碗、竹筒等，都是十分珍贵且有历史意义的文物。

相关文物的征集得到许多革命后代的关注和支持。曾坚持领导闽赣边游击区红军游击队的钟民烈士之子钟新生将父亲使用过的兽皮褥子、烈士证等物件捐赠给了纪念馆；方志敏烈士的长孙方华清教授向纪念馆捐赠了“红十军医院青花瓷药棉罐”。

走出展厅，耳畔仍回荡着多媒体展厅中游击队“我们不要做糠，不要做米，要做留下来的硬骨头谷子！”的铮铮誓言。

生死相依鱼水情

留守红军为何能在绝境之中突破重围，杀出一条血路？

我们从陈毅手书《赣南游击词》中找到了答案：“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正如他所言：“就是这种始终不渝的生死同盟，保证了我们得以生存，走向胜利。”

展柜里陈列着一只破损的竹篮，看起来不起眼，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1936年，陈毅带领游击队在地下交通员周三娣家不远的后山上搭棚隐蔽。那时，周三娣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臂挎这只竹篮为游击队送饭菜和其他物资，还用草药为陈毅治好了历久不愈的腿伤。陈毅见她每次提着竹篮过来，于是为她取名“周篮”，大家都亲切称她为“周篮嫂”。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广大群众为游击队筹粮筹款、当向导、送情报、救护安置伤病员，不少人加入红军队伍。国民党开始“移民并村”后，广大群众更是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把粮食和各种物资运上山……在群众的支持下，游击队战胜饥饿和严寒，渡过难关。

置身馆内，我们行走在复原的周篮给游击队员送饭的那条小道上，凝望着竹篮，一位游客不禁感慨：“这是军民鱼水情的最好见证。”

“红军爱百姓，百姓更拥军。”讲解员温静介绍，尽管生活极其艰苦，但各游击队始终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决不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1936年6月，油山地下党员李绍仁得知项英喜欢吃豆腐乳，就常常送一点过来。送过两次后，项英关切地问：“豆腐乳是从哪里弄来的？花了多少钱？”李绍仁说是群众送的不要钱。项英听了，严肃地说：“这世界上哪有不要钱的东西？”坚持要求李绍仁给群众付钱。只要敌情缓和，项英就带领游击队下山帮助群众耕种、收割庄稼。

“人民群众是红军最大的靠山。”正是时刻秉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与群众同甘苦的作风，使得游击队恢复了元气，逐渐发展壮大。

星火汇聚共救亡

展柜中，一张呈现《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文稿的老照片已经泛黄，内容至今读来令人热血沸腾。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烽火燃遍全国。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的主张。被国民党长期封锁的南方各游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先后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中共中央新的方针政策，随即与国民党当局开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艰难谈判与斗争。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共同抗日后，南方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展馆内，记者被一幅大余人民欢送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的油画所吸引。讲解员介绍：“1938年2月，赣粤边和赣南各县游击队在大余县池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陈毅任支队长。”

油画中，陈毅率领第1支队全体指战员告别父老乡亲，告别曾经浴血奋战的红色土地，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

分布在南方8省的游击健儿，纷纷走出深山，长途跋涉奔向集中地点。1938年2月27日，新四军第2支队2000余人，在福建省龙岩县白土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并发表《全体指战员为出发抗敌告别父老书》庄重宣布，为着祖国的河山，为着自己的生存，为着子孙的前途，“让我们向前线上迈进，让我们和全国的抗战力量结成一条不可挣断的锁链，冲！冲！向前冲！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随后开赴皖南地区。

“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开馆后，大余县人武部专程组织官兵、文职人员和职工到馆参观。人武部政委林志为告诉大家，号令一出，留守红军闻令而动，迅速结集，这就是听党指挥的最好诠释。

走上抗日战场，新四军这支劲旅纵横华中敌后，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不朽功勋。

87年薪火相传。如今，该纪念馆利用革命文物打造红色旅游研学基地，建设有红色文化街、梅岭三章干部学院、红色故事园、红色文化表演区等相关设施。“随着纪念馆开馆，越来越多人前来了解这段历史，共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馆长赵如对记者说。

本版照片由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提供

制图：扈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