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在夺得皇位后，一度抛弃洪武年间的“固守疆宇”战略，改而推进陆海并重战略。朱棣不仅对蒙古采取进攻态势，同时积极促成郑和远下西洋。这一大幅度改弦易辙，使得战略方针变得激进，对明代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政推出

朱元璋封朱棣为燕王，是希望倚仗他镇守北疆。没想到在明惠帝朱允炆继承皇位后，手握重兵的朱棣以“靖难”为名举兵南下，夺取皇位。即位后，朱棣继续加强中央集权。与朱允炆相比，朱棣的削藩手段更加高明，效果更好，从根本上改变了明初藩王权力过大的局面。

为进一步稳固政权，朱棣下令将北京改造成大明的新都城，对北京进行重新规划和建设，并对政治、军事等各项制度进行大幅度调整，在北京建立起新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通过迁都，朱棣得以对自己经营多年的大本营继续进行巩固，并有利于保护北方边境、征讨蒙元。迁都后，明朝长期实行“两京制”：“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南京作为另外一个行政中心得到保留，但地位已远不如从前。

对于军事体制，朱棣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将原驻扎在南京的卫纷纷调往北方：

命兵部以孝陵、济川、广洋、水军、左右、江阴、横海、天策、英武、飞熊、广武、应天等卫留守南京，神策、镇南、骁骑、沈阳、虎贲、豹韬、龙骧、鹰扬、兴武、龙虎、武德、和阳、潘阳右等卫调守北京。

他同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提升为亲军，使得拱卫京师的军事力量得到极大加强，驻扎北京的京卫就此成为规模最大和最为精锐的部队。

北伐亲征

与明太祖朱元璋“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的态度不同，明成祖朱棣基本上以“四海一家”的态度对待邻国，但对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朱棣则发起积极进攻，态度十分强硬。

为加强北部边境防御体系的构建，朱棣改变了洪武年间以来坚持的固守之策，转而采取积极的进攻态势，对蒙元大举展开北伐，消除其对朱明王朝的威胁。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到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朱棣在14年内先后5次亲率大军北征蒙古，创下帝王御驾亲征的纪录。亲征漠北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的抬头，阻止其南下侵扰，维护了边境安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北征震慑和瓦解了蒙古各部，令其不敢轻易南下。

海洋战略

永乐年间，倭寇入侵次数相较洪武年间有明显下降，这与朱棣实施的海洋战略密不可分。朱棣曾多次下达加强沿海戒备的命令，经常派水军出海巡逻，同时下令加强海防建设，这些措施都卓有成效。在积极的海洋战略指导下，朱棣组建大规模的远洋舰队，派遣郑和作为使者，多次出使西洋。

明代所称西洋，大抵是指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诸地，包括郑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印度洋至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永乐年间，明廷的海外交往明显更加频繁。朱棣为提高自己的威望，宣扬国威，同时也因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不断地派遣使者出境，郑和就是这些使者中的佼佼者。郑和先后7次出使西洋，声势较盛、影响较大的是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和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的4次出海。

郑和在不到20年中，多次成功跨越大洋，将明帝国的声威远播到海外。郑和下西洋与朱棣积极主动的对外战略一致，与其南征北伐的军事行动也极为合拍。下西洋的活动标志着明朝海禁政策的松动，显示出明朝的海洋政策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因此，这一时期被视为中国海洋事业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船队虽说也曾在交涉中与海外诸国发生矛盾并使用武力，但更多是遵循“厚往薄来”原则。这无疑促进了西洋各国的经济交流，也由此“刺激了区域商业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