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党的绝对领导，我军就不可能发展壮大。“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八一南昌起义，开启了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和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功在第一枪”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毛泽东在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时曾说：“过去我们责备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正因如此，“生气勃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面对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为了挽救中国革命，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此时，共产国际并不支持南昌起义。7月30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赶到南昌，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示，坚持要推迟起义时间，遭到前敌委员会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案而起，提出辞职以抗拒共产国际的指示。最终，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后因叛徒告密，起义提前2小时开始。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发动，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和坚强决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独立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不再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

军旗升起的地方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驻扎在南昌各处的起义军在接到战斗命令后，胸前系着红巾，左臂扎着白毛巾，手电筒贴上红十字，怀揣着一颗颗赤诚报国心，向各自目标发起攻击。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全歼守敌3000余人。一时间，到处是红色的旗帜、红色的灯光、红色的领巾……南昌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为了纪念这一伟大事件，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南昌起义日——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毛泽东在审定“八一”军旗的标准样旗时，曾深情地说：“将来要在发布命令时写上，军旗表示自八一南昌起义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大地，普照全国！”正是在八一军旗的引导下，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将鲜红的军旗插遍了全中国。

人民军队党指挥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南昌起义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起义准备阶段，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这是起义的最高领导组织机构。前敌委员会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部队的政治方向，成为部队的坚强领导核心，参加起义的军队都是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力量，主要军事领导者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都是坚决“听党指挥”的革命将领。起义后的部队整编中，绝大多数的军、师、团都配备了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指导员等职，从上到下逐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

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不断加强整顿，著名的有朱德和陈毅在赣南的3次整顿，即天心圩的思想整顿、大余的组织整编、上堡的作风整训。这三次整顿在我党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将起义部队改造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举动，同时也为与秋收起义部队后来在井冈山会师奠定了思想基础。

革命火种遍中华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由于强敌环伺，起义军于8月3日离开南昌。起义军在向广东进军途中，遭到国民党的重兵围攻，部队损失严重。在强敌尾追、孤立无援、军心涣散的严峻局势下，朱德和陈毅等一起教育部队：黑暗是暂时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大多数参加起义者经受住了考验，坚定跟党走，坚持革命斗争。其中许多起义将士在起义军南下失利后，继续到各地领导或参加起义，成为广州起义、桑植起义、百色起义、平江起义、黄麻起义、万安起义等武装起义的领导者或参与者，为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

南昌起义走出的将士，不仅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和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党和新中国的领导人、人民军队的将帅。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先辈中，周恩来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理，还有6位成为元帅、3位成为大将、5位成为上将、7位成为中将、6位成为少将。一场武装起义走出如此多的国家和军队领导，在世界军事史上极为罕见。这也反映出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