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街88号,坐落着李兆麟将军纪念馆。此址曾为水道街9号——1946年3月9日，东北抗联创始人之一李兆麟将军就牺牲于此。

李兆麟原名李超兰，1910年11月生于辽宁省灯塔市后屯村的一户农家。他自幼勤奋，但因家境窘迫，很早便辍学。东北沦陷后，胸怀救国之志的李兆麟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1931年11月，李兆麟在北平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工农中宣传抗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奔走于各地，组建义勇军队伍。1933年8月，李兆麟被派往中共满洲省委任军委负责人，后历任珠河反日游击队副队长、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总指挥、中共滨江省副省长兼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率部南征北战，抗击日伪军，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抗战胜利后，李兆麟在中共东北局北满分局领导下负责以哈尔滨为核心的北满工作。当时，哈尔滨充斥国民党军统特务和日伪残余势力，局势复杂。李兆麟作为唯一公开身份的我党高级干部，不断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嘴脸，动员群众奋起斗争。国民党军统多次给他发去恐吓信，扬言要将他“拿下”，许多战友、同事多次提醒他注意人身安全。然而，李兆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1945年9月，国民党军统特务张勃生潜入哈尔滨成立“滨江组”，暗中从事间谍和刺杀行动，并将李兆麟列为“头号目标”。张指派“滨江组”总务科长何士英监视李兆麟行踪，摸索其行动规律，伺机动手。由于张勃生不久便被苏军秘密逮捕，“暗杀任务”落到何士英和别动队长阎钟璋头上，并得到哈尔滨警察局长何秀豪的支持。行动队前后制定了3种方案，一是让杀手路遇李兆麟开枪，但由于我党对其出行保护十分严密，未能得逞；二是埋伏，军统特务得知李兆麟要去饭店赴约，便提前隐蔽在附近，但当日李兆麟因故未能前往，计划失败；三是派特务潜入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进行刺杀，由于协会戒备森严，也未能如愿。行动队认为，必须要寻找能够接近李兆麟的人，将其单独骗至预定地点实施刺杀。

行动组将行凶地点选在了水道街9号，这里是军统特务的住所，聚集了很多“滨江组”成员，且距李兆麟工作的中苏友好协会很近。同时，何士英收买了在哈尔滨政府中任职的孙格玲，让她伪装成“进步分子”去接触李兆麟，预谋将其诱骗至圈套中。孙格玲遵照行动队的指示设法接近李兆麟，谎称自己是烈士后代，十分憎恨国民党反动派，有机会想邀请他到自家做客，商议“国大”代表事宜。1946年3月9日下午，李兆麟参加完会议后如约抵达水道街9号。进屋后，孙格玲将下毒的茶水递给毫无防备的李兆麟，当李兆麟发觉情况有异，为时已晚。埋伏在此的多名特务疯狂扑向李兆麟，抢过他口袋里的手枪并挥刀猛刺。李兆麟终因寡不敌众，身中7刀，壮烈牺牲。刺杀成功后，特务原计划将其遗体投至江中毁尸灭迹，但由于李兆麟的警卫员及时将其失踪的消息通报给苏军，苏军很快派部队包围了水道街9号一带进行搜查，才找到了李兆麟的遗体。

1946年4月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各界代表近万人为李兆麟举行了追悼大会，号召民众“继承烈士遗志，为争取东北和平民主奋斗到底”。事件发生后，我党与苏军密切合作，几经周折终将参与行凶的阎钟璋、高庆三、孟庆云、高喜元、南守善、李剑星等凶手悉数逮捕，让他们得到了正义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