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5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内外安全形势发生了许多新变化，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家安全的内涵正在丰富和拓展。

如何适应新变化，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我们邀请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学创始人刘跃进，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新”。

海外撤侨与国家安全新问题

有资料显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30年间我国出国出境人数只有28万人次，平均每年不到1万人次。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2019年，国内居民出境就高达1亿6921万人次。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旅游、经商、留学、访友。由此，国家安全的范围就扩大了，从国内扩大到了国外。

过去，我国公民在国内，保护国民在本土安全，是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职责。现在，伴随大量国民出国出境，海外国民安全就成为国家安全的新内容。刘跃进认为，海外安全包括海外利益安全和海外国民安全，这是从国内国外的角度对国家安全进行新的划分形成的两个概念。海外安全对应的是国内安全或海内安全，而不是国民安全、国土安全、政治安全，等等。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把这一观点运用到国家海外安全问题上，必然得到一个重要结论：海外国民安全与整个国民安全一样，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价值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国家安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要保障国民安全和利益，要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在越来越多的国民走出国门的当下，保障国民在海外的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紧急情况下国家组织撤侨，就是保障海外国民安全的一个重要措施。新世纪以来的几次大规模撤侨，有力地说明了我国“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导向，体现了国家安全的新思维、新观念、新作为。

抗击疫情与国家安全的新认识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是抗击侵略，不是保卫领土，但同样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安全工作。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国家安全工作归根到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这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最核心的新内容，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首要特征，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核心价值。

“从客观上讲，疫情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危害自古就有，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安全问题，是传统安全问题，但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则是对国家安全的新认识，是一种非传统安全观。”刘跃进说。

在以军事、政治、领土为主的传统国家安全观中，疫情灾害不是国家安全事件，防疫卫生和医疗救治不是保卫国家安全，但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中，新冠肺炎病毒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和危害，就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和危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解救被感染的国民，就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

在此次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很多人注意到了两个概念，一是“生物威胁”，二是“生物安全”。

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以生物物种、基因、生态、技术等方面安全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和2003年的非典疫情，给人们的重要启示首先是如何有效应对“生物威胁”，其次才是如何保障“生物安全”。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生物领域，2020年10月17日通过的生物安全法，既有符合“生物安全”本意、以保障生物安全为目标的“生物安全”和“保障生物安全”的内容，也有本属“生物威胁”、以防控生物威胁为目标的“生物威胁”和“应对生物威胁”的内容。

“大安全”格局下的国家安全新概念

灭火行动中人员的大量伤亡是社会的重大损失。在传统安全思维和传统安全概念中，火灾、矿难和交通事故等等，都不是国家安全的内容。但是在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这些都在国家安全内容当中，均为“大安全”格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为，国家安全在国家产生的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在国家产生的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而到了今天，国家安全活动已经成为一个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加复杂化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

“大的安全是国家安全，小的安全也是国家安全。”刘跃进解释说，从范围和边界来看，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传统安全观和传统安全思维关注的安全，如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主权安全等，属于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揭示出来的安全，如文化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等，特别是国民安全，也属于国家安全。而且，这些国家安全基本要素下更多不同层级的次级要素，如国土安全下的底土安全、深地安全，经济安全下的金融安全、农业安全、粮业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也都属于国家安全。

刘跃进认为，国家安全体系涉及的国家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国家安全本身及其基本要素，同时还包括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和国家安全保障问题，是由国家安全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影响和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等多方面问题构成的一个社会大系统、大体系。这就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国家安全”，也就是“构建大安全格局”中的“大安全”。

超越传统的国家安全教育新内容

在国家安全概念发生重要变化的情况下，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也必须延伸，必须由原来的反间谍保密等教育拓展为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总体国家安全教育。

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国家安全教育，不仅要包括传统的国土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内容，而且要包括内容更为广泛的其他各方面的安全内容，并且在国家安全教育中根据对象的不同侧重进行不同方面的国家安全教育。“比如，对于一二年级的小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时，讲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有一定难度，但给他们讲自身安全，讲节约资源，讲保护环境，就容易理解，而这些方面的内容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人民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内容。”刘跃进说。

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提出要研发国家安全教育教材，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依托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现有学科专业开展国家安全专业人才培养。现已出版了两套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系列丛书，这套丛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超越了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充分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人民性和总体性，而且非常注意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特点有的放矢。

“现在需要把以往的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近现代史教育、环境保护教育、节约用水节约资源教育、中小学生人身安全教育等，都整合到当前的国家安全教育之中，使国家安全教育真正成为总体国家安全教育，成为大安全教育，成为与国家发展相对应的国家安全教育。”由此，国家安全教育就包括了过去所没有的许多新内容，如国民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甚至是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以及海外安全，等等。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双赢新思维

刘跃进认为，当前讲国家安全，需要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讲，需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大战略思维中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当前的国家安全形势。

从“十四五”规划中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独立一篇进行重点阐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40多年后，由于安全问题日益复杂和严峻，国家客观大势逐渐由“发展重于安全”演变为“发展和安全并重”，从而使我国进入一个新时代，决策上采取“发展和安全并重”，是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合理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国家都有不同形式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但一直没有相应的国家安全规划，没有出台过专门的国家安全战略文本。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我国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文本《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于2015年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近年来，国家安全已被中央摆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在当前的国家治理中，既需要做到抓发展不忘安全，在国家发展规划中确立国家层面的“安全发展”理念，又需要做到抓安全不忘发展，在国家安全规划中确立国家层面的“发展安全”理念，最终把发展和安全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并统一到国家大战略中。只有这样，才会有全面持续的发展和全面持续的安全，才会有发展和安全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