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春，江苏射阳人，1930年5月出生，1946年8月参加革命，1947年9月入党。曾任解放军第97医院副院长，1984年离职休养。参加过解放盐城等战斗，1952年6月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1946年，我16岁，刚好初中毕业。那时，我的堂哥在解放区的一个镇里当政府职员，看我身体瘦弱，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干不了农活，就说服我父母，并在县里帮我开了介绍信，把我送到新四军二师六旅卫校学习。

卫校有学员百余人，编为排和班，1个排3个班，1个班配备2名班长，1个负责行政管理，1个专门负责学习。战斗年月，校园生活并不稳定，我们一边随部队转战，一边抢救伤病员。好在那时年轻，精力旺盛，我很快适应了部队生活。

学习期间，我经常看到排长、班长们聚在一起开会，有些神神秘秘的。我就纳闷：“他们在干吗？”战友告诉我：“他们在开党小组会。”

一天，排长找到我，问我：“小李，你文化底子不错，学习努力，为人老实，也不说怪话，是个好小伙，想不想入党？”

我一愣，问道：“入党？咱这不是新四军的队伍吗？新四军是党领导的军队，当了新四军不就是党员了吗？”

听了我的话，排长笑着说：“新四军是党的队伍不假，但不是每名新四军战士都能成为党员。要想入党，必须是队伍中的优秀分子！”

听了排长的话，我既失落又欣慰。失落的是，原来我还不是共产党员；欣慰的是，基于我的表现，我有可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想啊，我当然想入党！”我没有一丝犹豫。

“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入党考察对象了。你要对照身边的党员努力提高自己！”排长郑重对我说。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巩固队伍、壮大组织，每名支部委员都有发展党员的责任。平日观察学员言谈举止，考察学员的思想品质、阶级立场，如果觉得哪个学员条件不错，就逐步接近、个别谈心，进一步了解考察，直到摸清情况。

从排长找我谈话那天起，我几乎天天想着入党的事。每天最早起来读书，帮助教员课前准备，督促学员完成功课，帮助后进生辅导功课。不久，我被任命为负责学习的班长。

1947年9月的一天，排长带我来到学校队部，当着几位领导的面，宣布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当时，我心里那个高兴、自豪啊，我终于成了党的一分子了！

在校期间除了学习，我们还要支援前线。一次战斗中，我们接收了一位腹膜破裂的重症伤员，肠子都露出来了，我用老乡的脸盆扣在伤员的腹部，捆扎后紧急后送。后来，这种就地取材的做法被作为示范案例列入教学当中。

夏天战场环境恶劣，恶臭扑鼻、蝇蛆肆虐，但我毫不在意，脏活、累活、险活抢着干。为抢救伤员，有时跪在地上一干就是几个小时，站起时连腿都伸不直，有时连着几天不眠不休。

1948年6月，因表现优秀，组织决定我提前转正，对我的评价是：“立场鲜明、意志坚定、模范带头、遵章守纪，不欺负老百姓，是个优秀分子。”这几句话，我刻骨铭心。

后来，我担任支部青年委员，也担负起了发展党员的任务。那时，我和积极分子说的最多的，就是排长跟我说的那句话。

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回国后，我被分配到部队医院工作，换过不少岗位，经我介绍入党的同志也记不清有多少了。每次和他们谈心，我都会重复那句话。

虽然我只是一个后勤卫生兵，但我从来不把自己看低了。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论在哪个岗位，从事什么工作，只要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工作，就一定能做出好成绩。党员，就应该是队伍中的优秀分子！

（本报记者 王少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