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长征的故事广为流传。鲜为人知的是，在红七军的历史中，有一场被誉为“小长征”的千里转战。

百色建军，奉命北上。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领部队在广西百色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宣布成立红七军，并逐步在左右江地区建立起革命根据地。1930年6月，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订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总起义和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总进攻的冒险计划。10月，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来到广西，并传达中央政治局决议，指示红七军离开左右江地区，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虽然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雷经天等领导人对此表示反对，但在邓岗代表的中央决策压力下，“左倾”路线还是得到实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七军接连受挫，伤亡很大。

全州会议，转危为安。1931年1月2日，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领红七军进入广西全州。1月3日，红七军在全州关岳庙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主张放弃攻打大城市，转而与朱毛红军会合，并提出改变硬打攻坚战略、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对部队进行整编等意见。前委客观分析红七军和国民党桂系部队战斗力后认为，经历几次败仗后，红七军武器弹药不足，若继续攻打桂林、柳州等大城市，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前委总结以往经验教训，最终决定采纳邓小平的主张。全州会议抛弃“左倾”冒险计划，决定前往湘、粤、赣革命根据地与朱毛红军会合，从而挽救了红七军，扭转了危局，成为红七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

转战桂湘粤边。1931年1月5日，红七军离开全州，按计划经广西灌阳向湖南道县进发，1月9日到达湖南江华县城。1月14日，红七军主力从湖南江华转至广西贺县，部队减员严重。2月3日，红七军缩编为两个团，即红五十五团和红五十八团，经桂湘边界向广东连县、乳源县挺进。到达乳源县梅花村第二日，即遭敌重兵围攻，激战5小时后，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撤离。此战毙敌1000余人，红七军伤亡700余人。2月5日，在粤北乐昌强渡乐昌河（武水）时，由于缺少船只，渡河行动缓慢，红七军被追敌截为两部。成功渡河的红五十五团和红五十八团两个营在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率领下，向江西崇义进军；被阻于河西的红五十八团一个营、直属队和部分后勤人员在张云逸率领下，与追击之敌激战，突围后被迫返回乳源县，短暂休整后，编为两个营六个连，转至坪石以北渡过乐昌河，向湖南酃县转移。

转战湘赣边界。2月中旬，邓小平、李明瑞率部到达江西崇义，并创建根据地。3月，红五十五团离开崇义向北撤至江西营前镇，与中共湘东南区委取得联系，同时寻找机会与军部和红五十八团会师。另一边，张云逸2月28日率部到达湖南酃县苏区黄挪潭区的平湖、上洞一带。3月初，汝城挨户团团长胡凤璋探知红七军动向，率千余人向黄挪潭扑来，企图打红军一个措手不及。得知消息后，张云逸率部队星夜出发，兵分两路，一路正面迎击，一路迂回包抄，并指挥酃县赤卫队切断敌人退路。毫无准备的胡凤璋部队慌忙应战，溃不成军。这次战斗是红七军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大胜仗，共击毙、击伤和俘敌200余人，缴枪110余支。3月7日，张云逸率部离开酃县黄挪潭，辗转到达酃县十都，与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会合。4月上旬，部队到达江西永新，与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五十五团、五十八团两个营及红二十军胜利会合。

会师中央红军，参加反“围剿”。1931年4月，中共中央湘赣省委指示，成立河西红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七军、红二十军及湘东南独立师等部队和党的地方组织工作。随后，红七军攻占江西吉安永阳镇，激战吉安安福寮塘桥，在湖南茶陵击溃九县联合挨户团，乘胜占领湖南茶陵、安仁、攸县、酃县县城。7月，部队顺利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桥头镇，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从此，红七军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建制，汇入中央红军之中。

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立即投入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参加了莲塘、良村、老营盘、方石岭等战斗，为反“围剿”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上，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称赞红七军是“猛如虎，精如猴”的英雄部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赞扬红七军英勇战斗的精神，并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锦旗。

红七军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率领下，奉命北上，转战于桂、黔、粤、湘、赣5省区，历时9个月，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终于完成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使命。这次千里转战的壮举，被后人誉为“小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