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4月16日刊登的《张仁愿筑城与羊马河伏击》一文中，曾提及唐朝朔方军总管张仁愿在黄河河套北岸修筑3座受降城的历史，唐朝诗人李益所作《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也有“受降城外月如霜”的诗句。据历史记载，受降城最早出现在西汉，明朝洪武后期，恢复受降城作为塞外重要军事机构，是受降城的最后历史记载。

西汉受降城位于河套北岸，是为接受匈奴投降而建，也是西汉外长城（亦称“汉长城”，汉武帝太初年间修筑，西起罗布泊地区，东至辽宁省东部，长度超过明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为接受匈奴左大都尉投降，西汉朝廷派公孙敖修筑受降城，大致位于朔方郡高阙关（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石兰计的狼山山口）西北方向的草原地带。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乌维单于去世后，其子儿单于继位。由于当年冬天气候恶劣，匈奴的牲畜大批死亡，引发内部动荡，匈奴左大都尉谋划刺杀儿单于，投降西汉。由于西汉国土距匈奴王庭较远，汉武帝决定于塞外修筑受降城，驻军接应左大都尉，为确保万无一失，还派赵破奴率两万骑兵出朔方郡迎接。不料，左大都尉计划败露，被儿单于所杀，赵破奴率部队一路南退，在距受降城不远处被8万匈奴骑兵击溃，本人被俘。因此变故，西汉受降城实际上并未真正接纳过投降匈奴。之后，西汉和匈奴反复争夺受降城这座塞外孤城，其控制权几经易手。随着西汉国力日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匈奴部众降汉，直至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匈奴集团向西汉称臣，匈奴外患基本平定。

唐朝时，唐太宗先后攻灭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控制漠南、漠北。不过，由于武则天采取“安内攘外”政策，奉行“退让放任”方针，后突厥汗国崛起，重新占据漠南、漠北，至唐中宗时，已对唐朝构成重大威胁。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唐中宗乘后突厥默啜可汗西征之机，派朔方军总管张仁愿于河套北岸修筑东受降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受降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和西受降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三受降城占据交通要道，各距约四百余里，首尾相应，将唐北部边境线推进至后突厥腹地三百余里。

唐朝三受降城虽冠以受降之名，却不是为接受投降而建，而是军事攻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受降城建成后，后突厥原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被唐朝控制，自此“突厥不敢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杜绝了后突厥抢掠唐朝朔方地区的可能。后突厥财富和物资来源被切断后，默啜可汗只得退回漠北，再加上其穷兵黩武，最终导致内部矛盾激化，本人被杀，继位的毗伽可汗选择与唐朝和平相处，河套地区基本再无战事。

三受降城是后突厥势力南下、不断侵扰唐朝北疆的产物。三受降城连同周围的其他防御设施共同构筑成坚固防御网，成为唐朝控制河西、拱卫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及关中的前沿军事支撑点，是守卫黄河防线的主要军事阵地，也是防备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入侵灵州及关中的前哨，同时切断了灵州、盐池（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地区内附游牧民族与后突厥汗国的联系，形成的防御线基本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后来，三受降城还起到防御回鹘的作用，对唐朝历史产生重要影响。

除军事驻防性质外，唐朝三受降城还兼具军政中心、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等功能。三受降城位于河套地区黄河“几”字弯处，黄河在这里由南北流向转为东西流向，形成广阔冲积平原，有大片可耕作土地，适合屯田。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朝将安北大都护府治所迁至中受降城，并在此置兵屯田。

后突厥与唐朝实现和平后，三受降城成为唐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互市的场所。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唐朝同意在三受降城建立榷场，用唐朝出产的丝绸等换取突厥战马。突厥战马筋骨强壮，能够长途奔跑，大大提升了唐军战斗力。同时，突厥人也通过互市获得唐朝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产品，提高了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