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从师机关调到离师部不远的红军团二连任职，虽时间不长，却收获颇丰。要说对我印象最深的，还得数红军团那把旧藤椅。

这支部队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从东北移防到华北的，初来乍到，营房大都是新建。因经费不足，军首长大力提倡节俭。团长顾学文因腰椎不好，怕受潮着凉，为节约开支，特地从老家四川托运回一把老式藤椅，放进他的办公室。别看它其貌不扬，坐着却比一般的办公椅软乎、舒适，且冬暖夏凉，能缓解腰痛。顾团长这一坐就是3年。你说怪不，他的腰痛病竟奇迹般痊愈了。不久，顾团长调任师政治部任职，赴任之前，特地跑到他的下任郭团长家里，大讲特讲那把藤椅的“神妙”，说得郭团长毫不犹豫地把刚刚配发的真皮转椅赠给了部下，而把顾团长的旧藤椅作为办公室专用座椅。没想到，这把藤椅渐渐就成了团长独享的座椅，一任一任传下来，不仅没人嫌弃它，还经常有团长说：“这把藤椅的模样，跟咱们这些工农干部挺般配！”

一晃15年过去，团长先后换了5任，到李树斌团长上任时，这把藤椅已经破烂不堪、“惨不忍睹”了：4条腿已被麻绳和破毛巾缠过多次，左前腿用粗木条取代了断裂的竹棒；椅面的坐垫虽换过多次，但也出现两个破洞，露出了棉花。后勤王助理几次要为李团长调换新座椅，李团长只是摇头：“这可是咱们红军团的‘传家宝’，不能换！”说着，便从抽屉里取出针线包，一针一线缝补起坐垫来。

这年秋天，红军团农副业生产大丰收，团里有钱后，团领导首先想到的是改善基层的训练和生活条件。于是，李团长在后勤部报来的请示件上大笔一挥“同意”，各连队都增添了毛毯、煤气炉、电风扇，翻修了来队家属招待房，充实了图书室，安装了闭路电视，团里还建立和完善了腰鼓队、秧歌队、高跷队、军乐队、演唱组等。可是，当一份为机关和首长申办沙发、老板桌和转椅的报告出现在办公桌上时，李团长却频频摇头，就是不批。

不久，从师机关调来一个叫杨凯的新战士给团长当警卫员。这个从城镇入伍的警卫员一到团长办公室，就觉得那把破藤椅“不搭调”。他告诉团长：“在我们那儿，这破藤椅扔到街上都没人捡，扔了吧！”可团长严肃地说：“扔？那可是宝贝！”晚上，警卫员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怎么也想不出一把破藤椅“宝贝”在何处。于是，天不亮，他就把破藤椅扔到团部靶场一角的垃圾山上，而把后勤部配发的皮转椅摆到团长的办公桌前。

早饭后上班号一响，李团长就大步流星地走向办公楼。一进办公室，李团长一眼就发现他那宝贝藤椅不见了，于是质问杨凯，小杨神秘地笑笑，只说“扔了”，就是不说扔在了何处。气得李团长猛拍一下桌子，转身走出办公室，下楼去找藤椅。可半小时过去了，李团长围着团部大院转了两圈，仍不见那被扔掉的宝贝。“解铃还须系铃人”，李团长只得暂息雷霆之怒，满脸堆笑地去“求”杨凯。他像同老熟人聊天那样，和杨凯讲起当年方志敏、朱德和本团的老领导艰苦奋斗的故事。听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入了迷的杨凯终于惭愧地低下了头。当团长起身为其续水时，杨凯这才眼泪汪汪地抬头看了团长一眼，只说了声“我去把它找回来”，就一溜烟地跑下楼去。

这把旧藤椅终于又回到李团长的办公室。第二天，李团长仔细打量这宝贝时，发现藤椅的4条腿重新被杨凯用新布缠过，其中的一条腿还用新木条进行了加固，团长满意地点点头。

我最后一次看到这把旧藤椅，是在首都的军事博物馆里。我调到北京工作后，很少有机会回红军团，直到那一年“八一”，我领女儿到军事博物馆参观时，在《理想·人生·奉献》的展厅里，看到一把披挂着红丝带的旧藤椅。我大吃一惊：这不就是我们红军团的“传家宝”吗？等看了展品说明，我证实了刚才的判断无误。至于它如何辗转被作为展品征集到军博来的，来不及细打听。此时，我久久徘徊在这把旧藤椅边，思绪完全沉浸到对当年的回忆中。要不是女儿催我往前走，我还要再多陪伴它一会儿呢。刚要出门时，从门口进来一个年轻的美军军官，讲解员看他的脚步停留在旧藤椅前，就赶来为他讲解其来历。这个美国军人听完讲解，用极不流利的中国话向讲解员说了一句：“中国军人，好样的！”此刻，站在旁边的我，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荣感、荣誉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就好像是我自己受到夸奖和鼓励一般。

旧藤椅啊，你虽然展现的只是我军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一角，可它像一粒富有生命力的种子，播在广大官兵的心田，并必将伴着新时代改革强军的脚步，一代代继承、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