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典

《百战奇略》教战篇原文为：凡欲兴师，必先教战。三军之士，素习离合聚散之法，备谙坐作进退之令，使之遇敌，视旌麾以应变，听金鼓而进退，如此则战无不胜。法（指《论语·子路第十三》）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教战篇强调教育训练对于作战的重要性，认为凡是准备用兵，必先训练部队。要使全军平时练好分散与集合阵法，熟悉起坐和进退号令。与敌人进行战斗时，部队可根据旗帜挥动而变化，可听战鼓声响前进后退。

战 例

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提出，用兵的原则首先是教育训练部队。1人学会打仗，可以教会10人，以此类推可以教会全军。每种动作、队形变化，都要反复练习直至全部掌握。吴起一生在大规模战斗中未尝败绩，这与其重视练兵是分不开的。

1936年6月，西北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开学，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窑洞大学”由此诞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抗大培养出10余万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如火种一般播撒全军，为我党我军发展壮大，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发挥了先锋模范和砥柱中坚作用。据统计，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18位毕业于抗大。新中国成立之初，地方省、部级干部中，抗大学员更是比比皆是。

计谋分析

毛泽东说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战前准备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训练部队是战前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演变，部队训练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强大军队离不开科学训练，而不同的训练方式之间，总有着一些共同特征。

合理组训是“教战”基本前提。吴起为使魏军能够对抗秦军，重新对魏国部队进行编组，建立了魏军精锐“魏武卒”。“魏武卒”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二伍为什，设什长一人；五什为屯，设屯长一人；二屯为百，设百将一人；五百人，设五百主一人；一千人，设二五百主（亦称“千人”）一人。这种编制使庞大的军队成为有机整体，指挥官调兵遣将、灵活自如。此外，吴起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这种“裂变式”的训练方式，短时间内大大提高魏国士兵战斗素养。吴起努力的成果在实战中得以显现，在魏国与秦国争夺关中河西地区的阴晋之战中，吴起率5万兵力击溃50万秦军，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

抗大创办之初，就根据战争的需要，采取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教育训练制度。由于前线形势不断变化，随时有学员入校，随时又有学员毕业，为适应这一情况，抗大总校采取灵活学制，8届学员学制不固定，短则半年，长则3年。在机构上，抗大在全国创办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辗转于抗战前线，被称为“活动的课堂”“流动的学校”，通过以点带面、以少带多、以强带弱，培养出10多万军政干部。

选贤任能是“教战”首要原则。吴起为打造一支“虎狼之师”，在“魏武卒”的选拔上制定严苛标准。据《荀子》记载，“魏武卒”要能够披3层重甲和铁盔，拉开十二石的弓，背50支弩矢，持铁戟、佩长剑，携3天口粮，半天行军一百多里。史载，吴起率领素质极高的“魏武卒”，“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余者均解（不分胜负）”。

抗大发展中也始终恪守选贤任能的原则。“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大之所以越办越大、越办越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选贤任能。抗大历史上，毛泽东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朱德、叶剑英担任过以抗大三分校改编的军事学院院长，徐向前、刘伯承、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等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总校领导，李先念、陈毅、粟裕、陈赓、张云逸等兼任过抗大各分校领导，他们都是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抗大成立之初，邀请或选调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丰富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到抗大工作或授课，实现课堂与战场的对接。而抗大的学员或是从部队中抽调的优秀军政干部，或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优秀知识青年。

纪律严明是“教战”根本保证。据史书记载，“魏武卒”中曾有一士兵，在号令未出时贪功冒进。该士兵虽然提着两颗敌军头颅归阵，但吴起仍以军令当即处死，自此号令一出“魏武卒”莫敢违抗。阴晋之战中，秦军对魏军人数之优势，已经到了《孙子兵法》所谓稳操胜券的程度，但面对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魏武卒”，仍一败涂地。

党中央为办好抗大，不仅制定了正确办学方针和政策，还制定了严格工作制度和组织纪律。1937年4月，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抗大以这一校训为指针，在加强军事、政治教育的同时，严格政治、军事和生活纪律，强调每一个命令下达前或每一项制度建立前，均须经过充分考虑，但命令一经下达或规定一经作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军队中不能违背命令，军事性质的学校，也一样的不能违背命令，这是铁的原则”。严明纪律约束下，抗大学员形成了优良作风。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抗大学员是最勇敢的作战骨干，以至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声称：“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并叫嚣：“宁肯以阵亡20个日本兵换1个抗大学员，阵亡50个日本兵换1个抗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