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战争年代,即便前方战事吃紧,路途遥远危险,一些重要的会议也要把干部召回来,为的就是更好地统一思想,避免造成损失。正因如此,如何开好会变得尤为重要。
笔者不禁想到一则故事:1946年中秋节,二野的几个纵队司令员接到通知去司令部开会。因为连战连捷,又适逢过节,大家都认为会犒劳一番。然而,当他们见到邓小平,要和他握手时,却被拒绝了。邓小平随后宣布:“今天开个‘不握手会议’。不要刚打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心满意足,你好我好,什么都好。要更多地想想自己的不足。”
多年后,杨勇回忆道:“这次召开的‘不握手会议’,虽然月饼没吃着,但自己所受的教育是终生难忘的。”召开“不握手会议”,体现着“箭在弦上”的忧患意识,考验着直面问题的勇气担当,检验着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
取得成绩时要懂得居安思危,不能只开“庆功会”;发展受挫时更要知危图安,认真开好反思会。粟裕在每次战斗结束后,总是开会“把问题和不足找全、找准,并把改正措施落实好”,这才打了一个又一个“神仙仗”。抗战胜利前夕,晋冀鲁豫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刘伯承先把高级干部带到练兵场打靶,他说:“今天打靶,既是技术上打靶,也是政治上打靶。我们要打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越是即将成功时,越容易产生“几乎不可抑制的放松倾向”。多开“不握手会议”,始终保持“政治打靶”的清醒和警醒,抓建设谋发展就会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自觉站上高处,想在远处,谋在深处,落在实处。
毛主席说:“开会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党的决策要开会,政策的执行也要开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事事都要开会,把开会当成“包治百病”的良方妙药。开会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开会的初衷。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应该开什么样的会。当前正值年终岁尾,各单位都将组织总结会,对一年来的工作进行“回头看”。因此,不妨多开一些“不握手会议”,坚持问题导向,多找一找成绩背后的隐忧,多挖一挖问题背后的问题,力争“打一仗进一步”。
有人说,开会是门技术活。开什么会、怎么开会,都应从实际实效出发,不能单纯用数量和长短来衡量。多开“不握手会议”,本质是多开管用的会。既要避免把原本严肃的会议开成一团和气的摆功会、相互吹捧的表扬会,提高会议决策的质效;也要杜绝那些有数量无质量、有长度无力度、甚至是研究“买一小瓶墨水”的会,更多地把会场时间交给现场。从某种意义上讲,多开“不握手会议”,正是“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