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战争年代，即便前方战事吃紧，路途遥远危险，一些重要的会议也要把干部召回来，为的就是更好地统一思想，避免造成损失。正因如此，如何开好会变得尤为重要。

笔者不禁想到一则故事：1946年中秋节，二野的几个纵队司令员接到通知去司令部开会。因为连战连捷，又适逢过节，大家都认为会犒劳一番。然而，当他们见到邓小平，要和他握手时，却被拒绝了。邓小平随后宣布：“今天开个‘不握手会议’。不要刚打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心满意足，你好我好，什么都好。要更多地想想自己的不足。”

多年后，杨勇回忆道：“这次召开的‘不握手会议’，虽然月饼没吃着，但自己所受的教育是终生难忘的。”召开“不握手会议”，体现着“箭在弦上”的忧患意识，考验着直面问题的勇气担当，检验着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

取得成绩时要懂得居安思危，不能只开“庆功会”；发展受挫时更要知危图安，认真开好反思会。粟裕在每次战斗结束后，总是开会“把问题和不足找全、找准，并把改正措施落实好”，这才打了一个又一个“神仙仗”。抗战胜利前夕，晋冀鲁豫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刘伯承先把高级干部带到练兵场打靶，他说：“今天打靶，既是技术上打靶，也是政治上打靶。我们要打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越是即将成功时，越容易产生“几乎不可抑制的放松倾向”。多开“不握手会议”，始终保持“政治打靶”的清醒和警醒，抓建设谋发展就会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自觉站上高处，想在远处，谋在深处，落在实处。

毛主席说：“开会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党的决策要开会，政策的执行也要开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事事都要开会，把开会当成“包治百病”的良方妙药。开会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开会的初衷。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应该开什么样的会。当前正值年终岁尾，各单位都将组织总结会，对一年来的工作进行“回头看”。因此，不妨多开一些“不握手会议”，坚持问题导向，多找一找成绩背后的隐忧，多挖一挖问题背后的问题，力争“打一仗进一步”。

有人说，开会是门技术活。开什么会、怎么开会，都应从实际实效出发，不能单纯用数量和长短来衡量。多开“不握手会议”，本质是多开管用的会。既要避免把原本严肃的会议开成一团和气的摆功会、相互吹捧的表扬会，提高会议决策的质效；也要杜绝那些有数量无质量、有长度无力度、甚至是研究“买一小瓶墨水”的会，更多地把会场时间交给现场。从某种意义上讲，多开“不握手会议”，正是“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