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1月8日，蔡锷将军病逝于日本。蔡锷将军一生不仅先后领导参加辛亥革命、护国军起义，还留下重要的军事著作，如撰写的《军国民篇》，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

《军国民篇》主要介绍西方的军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最初是一种体育思想，主张把军事训练运用到学校体育教学中，把学生直接练成士兵。军国民主义先由德国传入日本，再由蔡锷和蒋百里等人介绍到中国。

《军国民篇》分析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屡挫于列强的败因，认为是国人精神气质的问题，从教育、思想、文学、风俗、体质、武器、音乐、国势等8个方面进行剖析。对于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蔡锷认为，症结在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驯顺退让，不善为战。而当此弱肉强食的世界，不好战至少也须有足够的实力方能自立自足，安处一方。所以，中国人首先必须在精神上抖擞、强健起来，铸造一种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的、全新的民族精神。

《军国民篇》写成约10年后，蔡锷奉调云南，出任新建陆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抵滇后不久，蔡锷就完成自己第二部也是最为重要的军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

《曾胡治兵语录》共12章，其中3/4的内容论及军队建设。在“将材”一章，蔡锷写道：“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在这一章的按语中，蔡锷3次提到“良心血性”，将之视为为将者的核心意念和起码准则。这也是提振民族精神的最朴质最有力的一对元素——良心意味着责任感，血性意味着勇气。在那个中国积贫积弱、战乱纷扰的年代，蔡锷强调良心血性，切近人心人性，实实在在，因而也更有感召力，更易鼓舞士气，激发斗志。

蔡锷还认为，法是用以维持军纪的，而要做到官兵同心，还须讲仁爱。蔡锷讲仁爱，实际上是培养将官的一种德行。“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一个心怀仁德的将军不只爱兵，也会爱民，而这是更重要的。

在书中，蔡锷还指出以中国当时的战备力量，还不具备与敌国对攻的实力，一旦有敌来犯，与其苦苦硬撑，不如诱敌深入，利用本国开阔的地形拉长其战线，在持久战和消耗战中伺机歼灭敌人。蔡锷提到的应对战术为“波亚战术”（Boer，荷兰语，指“农民”，后译为布尔人）。19世纪末，英国垂涎于南非丰富的矿藏，与当地荷兰后裔布尔人之间爆发“英布战争”。战争后期，布尔人渐渐不支，退出中心城市后分散展开游击战。他们切断铁路交通，抢掠英军给养，并寻机歼灭小股敌军，一度令英军大感头痛。蔡锷说，敌人如果打来，我们就不妨用“波亚战术”与之周旋。后来，毛泽东在对付国民党“围剿”和日军入侵时，即借鉴采用此种战术。

近代兵书中，蔡锷编撰的《曾胡治兵语录》影响是相当大的。该书1917年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1924年蒋介石将它作为黄埔军校的必修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