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里有一面墙，墙上都是我和父亲的奖状和喜报。

父亲1973年入伍，成为原铁道兵第五师二十四团卫生队的一名战士。第二年，父亲就跟随部队从蜀地转战大西北，投身南疆铁路的建设，1979年部队调整改革，他脱下军装回到家乡棉纺厂工作，加入到经济建设的队伍中。我2002年入伍，走过新中国成立60周年首都国庆阅兵场，来到“东方之珠”香港，参加了香港回归15周年、20周年阅兵，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少校军官。

从小我就喜欢追着问父亲，墙上的奖状他都是怎么得来的。父亲跟我说，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用钢钎在大西北凿出来的，是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荣誉，是他一辈子的骄傲。受父亲的影响，18岁那年我参军到部队。临走之前，我跟父亲讲：“爸，我一定当一个好兵，未来我将跟你争夺这面墙的‘主权’！”父亲拍着我的肩膀回答：“参军光荣，以后你对国家就立下了军令状，无论和平或战争，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要活着就拼命干！别忘了爸爸可是老兵！”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16年来，每次回家我都会把取得的荣誉证书或者立功喜报给父亲，接过手他总是反复摩挲，然后用相框装裱好，小心翼翼地挂在他的奖状后面。

二

父亲的营盘在天山腹地的阿拉沟，父亲的“战场”在南疆铁路线。他曾这样描述：“抬头望天无飞鸟，低头看地无寸草，举目八方细遥望，视内无处见炊烟。”我见过父亲在阿拉沟的照片，光秃秃的天山山脉围着一座座土坯房，一条雪水融化的河流穿行而过。父亲说那里冬天极其寒冷，土地像是凝固了一样坚硬无比。他的战友们嘴唇冻得开裂，依然咬着牙没日没夜地凿山开路，双手干裂，在挥钎时摩擦出了血，却丝毫没有察觉。

父亲清楚地记得，病房里每天都会接收很多晕倒的战友，他们都是干着干着就突然倒下了，“实在是太累了，一顿咸菜、胡萝卜干要撑8个小时，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倒下了。”开山、放炮、抱风枪、运石渣基本靠人力，8个小时可能就推进1米。父亲说：“这条铁路是用官兵的血汗浇筑而成，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英雄的身躯长眠于异地新疆，昼夜倾听着车轮的震响。”

父亲的遗憾，在于只服役6年。但他脱下军装后没有任何怨言，在棉纺厂一干就是20年。在厂里，他把自己当成建设经济的“战斗员”，兢兢业业、老实本分，退休后还时常惦记厂里的工作，为厂里出谋划策。

比起父亲，我要幸福得多。我所在的单位都在大都市，韶关、北京、广州、深圳、香港……哪一座城市都比大西北繁华不知多少倍。同样面临部队改革，我还能幸运地穿着军装继续参与部队建设。

2009年，我在首都北京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父亲一直在电视机前守着。他说当我所在方阵走过天安门的时候，他仿佛又听到阿拉沟的战友们在高呼：“打通了！隧道打通了！”是啊，阅兵村里的训练虽然不能与牺牲生命相提并论，但2小时不动、3小时不晃、4小时不倒的训练标准，也曾让我看不到希望。每天训练下来，因血液循环不畅，手脚肿大；肩膀被枪背带压得红肿破皮，汗水渗进皮肤疼痛无比；双脚在厚重的作战靴里被汗水浸泡，遇上合练，来回10公里的路程，汗水就变成了血水。但每次思想松懈时，我就会想起父亲的告诫：“当兵就不要当孬兵！”10个月下来，我没有休过一个周末，始终坚持训练，还当上了标兵，荣立三等功。

父亲想让我在部队长干，续写他的军旅路。2015年“9·3”胜利日大阅兵，当习主席宣布裁军30万时，父亲比我还紧张，害怕儿子因为改革也要脱下军装。但我比父亲要看得开，跟他说：“爸，你放心！儿子的进退走留都是部队的选择，现在国家和军队强大了，我们只要跟着党走，在哪里干都是干！”这3年，我专心本职工作，从指导员干到教导员，父亲悬着的心才慢慢踏实。

三

父亲喜欢给我写信，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都有他的鼓励和教育。

新中国成立60周年首都国庆阅兵后回到单位，团里把我捧成了“宝”。电话中，我滔滔不绝地跟父亲讲战友有多崇拜我，做了好几场事迹报告会，等等。父亲隐约察觉到我的骄傲和浮躁，1个月后，“药方”寄到。“毛主席讲过：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刘恒，你知道当年我们打通隧道要花多长时间吗？要有多少牺牲吗？所以隧道一打通的喜悦和感动，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但再兴奋我们也不会忘记前方还有路，前方依然艰辛……”父亲的信像涓涓细流，流过我的心坎，清澈了我混浊的心境。我重新拾起汽车连副指导员的工作，踊跃参加比武，在集团军车管干部比武中被评为“训练尖子”，再次荣立三等功。

选调到驻港部队后，因岗位需求，我的职位从副指导员调整为副连职排长，父亲十分了解我的心思，知道我心有不甘，于是提笔写了一封鼓励信寄到香港。“数九寒天，我们把炉火烧得旺旺的，战友们围坐在一起，一张张青春的笑脸被映得通红。维吾尔族战友迪里木拉提跳着欢乐的舞蹈，二班长黄忠祥边拉二胡边唱《沂蒙山小调》，白建民高唱陕北民歌……我们谈笑风生、手舞足蹈，完全忘记昨日的艰辛和痛苦。儿子，在逆境中要学会积极调整状态，为以后的爆发做好积累……”当我站上指导员的岗位，从前的积累真得起了作用。我连续3年捧着“基层先进党务工作者”的证书回家给父亲，他对我竖起大拇指。

父亲的信像时光机，把我带回他那个年代。回望前辈们，4毛8分钱的伙食没一个叫苦、繁重的体力劳动没一个说累，无不体现艰苦奋斗、志在四方的铁道兵精神。父亲的铁道兵部队已经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消失，但精神未散，它从父亲那儿流转到我的脑海中，融化在我的血液里，像阿拉沟的雪山圣水，长流不息。16年来，父亲寄给我的信已有厚厚一沓，我都珍藏起来，不时翻阅，挖掘里面的宝贵精神财富；而我用6枚三等功奖章给父亲作了回信，父亲也把它们珍藏起来，并且每天擦拭。

四

今年4月，我的女儿出世，父亲抱着她满屋子哄。女儿哭得厉害时，他就把一颗小红星放在她胸口，女儿一会儿就不哭了。那是父亲当兵时戴过的帽徽。记得我刚懂事时，父亲把小红星戴在我的小帽上，摸着我的头说：“小伙子快快长大，长大了跟爸爸一样去当兵！”我顽皮地说：“我一定要去当兵，去玩手枪打大炮！”

近40华年过去，父亲已是冰霜染发，腰曲背驼，耳聋眼花，但一忆起部队往事便容光焕发，仿佛回到当年。

我已不再是顽皮少年，父亲也回不去当年，我和父亲的两条军旅路没有交叉，但我们隔着漫漫岁月一起走过阿拉沟，走过北京，来到香港。一路走来，父亲如影随形，像指明灯，指引我前进的方向，更像太阳，源源不断地提供精神能源。感谢有你，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