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以5分之差高考落榜的我，满怀憧憬跨进军营大门。当时部队提出科技强军的战略目标，在这样的浓厚氛围中，我在辛勤笔耕的同时，一有空闲就拿起课本复习功课。我的见报剪贴本日渐丰厚，第一年荣立三等功，第三年顺利参加军校招生考试，成为福州医高专的一名学员。

军校毕业，我被分配到作战部队当了一名军医。对新闻的酷爱使我这开处方的手老是“不务正业”，天天挑灯夜战“爬格子”。团政委很快把我要到团政治处帮忙，年底又去了师政治部宣传科。1994年初，破格由军医改行下了副连职干事的命令。

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刚刚落幕，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样式吹响了世界各国新军事变革的号角。我军也不例外，高科技、新型军事人才等字眼不断出现，从上到下都在强调科技强军，强调干部“四化”。1994年上半年，我报名参加了中央党校法律专业本科班的函授学习。两年后，组织上安排我到连队当指导员。我与战士们吃住在一起，开展形式丰富的文化活动，并着重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经过近一年努力，连队面貌焕然一新，被团里树为“先进连队”。

1997年1月，我被选调到集团军政治部干部处，分管接收地方大学生干部工作。大学生干部源源不断涌入军营，以学历高、知识面广、接受新事物快的优势在军队建设中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一种文凭和素质的危机感油然而生，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我不断给自己“充电”。

1999年，我借调到军区干部部工作后不久，军区就出台“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才能选调进军区机关工作”的规定，身边同事也不断变成一些年轻大学生干部。2001年，我回到原单位当了一名营教导员，并报名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最终取得法学学士学位。产生学历危机的干部远不止我一个，从2002年当宣传科长开始，我一直在部队负责组织军队自考，报名参考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后来不得不控制数量。

尽管自己不断努力，但进入新世纪后，这种危机感又变成新的压力。特别是随着自己到基层任职，我明显感觉到人才战略已经成了新一轮军事变革的重要工程，“培养信息化人才、打赢信息化战争”已成为各级关注的重点，一批“4＋1”、研究生干部已经开始在基层大量任职，在我营大学生干部比例就达到48％，并有3名研究生。我营换装那一年，那些陌生的器件、复杂的参数，让我这个“老政工”一时不知从何下手，而那些年轻的大学生干部却大多能很快进入情况，熟练驾驭新装备。在年底部队组织的科技练兵活动中，从信息化装备操作到网上攻防，多是大学生干部充当主力。我深深感到自己在信息化方面的差距。

之后，我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对这种差距的认识也更加清晰。一旦机关组织战术训练、网上对抗，在涉及网上标图、信息攻防等方面自己就感到有些吃力。而部队也正在悄悄地发生一些变化。提拔使用干部以往比较注重管理协调能力，后来更重视其综合素质，尤其是指挥技能、科技素质被摆上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基层大学生干部来自清华、北大等名牌院校以及“博士团长”“硕士政委”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兄弟单位打造的“百名人才方阵”，入选的都是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及留学生。这让人不得不感叹：只有具备较高的科技素质，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变革。2009年，我平职交流到省军区系统工作，后来担任某预备役部队政委，201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

回顾自己28年多的军旅人生路，我深感自己是幸运的。虽然没能将军装一穿到老，但我亲历了几十年来军队人才建设一脉相承的战略转变，见证了祖国的繁荣和军队的强大。国以才兴，军以才强。“八一”军旗下聚集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阵，一定会越来越壮阔。一个英才辈出的新时代，正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