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莉宣布，由于“未给予公民社会代表以完整权限”和“俄罗斯、叙利亚、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等成员国在反恐事务上的恶毒劣行”，美国将撤回对联合国反恐办公室举办的各国反恐机构高级别首长会议的200万美元会议经费支持，并降低与会代表的级别。

联合国反恐办公室是2017年6月15日联合国大会决议成立的，由联合国副秘书长、俄罗斯外交官沃龙科夫领导。该机构整合了多个原有的反恐相关机构，旨在协调联合国框架下的反恐行动，加大对各会员国反恐能力建设的支持。6月28日开始的反恐机构高级别首长会议，是联合国新型反恐合作的重要内容。

当前，以“伊斯兰国”和“基地”为代表的恐怖组织早已实现全球化布局，在领土根据地之外开辟了虚拟空间根据地和全球性资金流转和人员招募网络，成为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的痼疾顽症。联合国框架下的反恐合作，对于增进各国反恐部门间的情报共享和人员交流，提高联合反恐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撤出对联合国反恐办公室的支持，不仅是对反恐合作事业的损害，也是对其自我标榜的“全球反恐领导者”头衔的自我嘲弄。

这是继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后，美国对现有国际制度和多边国际合作的又一次破坏。特朗普政府不断的“退群”举动，反映出美国对现有国际制度认识的重大转变。回顾冷战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史，历届美国政府对待国际制度的态度一直是工具性先行，规范性次之，只是程度和侧重有区别，即使是被认为高度“国际主义”的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也不例外。但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国际制度的工具性似乎都已变得可疑。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多极化，美国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现有国际制度中能够榨取的利益越来越有限，在多边规则框架内的束缚感反而越来越强。美国精英和战略界对国际制度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信心和耐心不断下降，对霸权地位的忧虑日益上升。其结果是美国正逐步疏离其建构和主导的以“多边、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回归到依赖双边同盟关系、秘密外交和军事实力的传统现实主义道路上来。

更重要的是，疏离直至抛弃现有国际制度，是美国重回“战备国家”的一个外在表现。“战备国家”不仅体现在扩充军备上，也体现在对外贸易摩擦和出口限制上。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从升级对外贸易摩擦的过程中，逐步使美国的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转入“准战时动员”状态，以适应“大国竞争”的步调，这无疑是值得人们警惕的。

（作者单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