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文学艺术家的辛勤劳作。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因其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对土地、人民、祖国的热爱，对人类最真实灵魂的书写与表达，而成为一个民族的良心，成为民族核心价值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不断向前推进的时候，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文艺作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和发展。

然而，我们一方面为文艺的快速发展和繁荣感到振奋，另一方面也常常为一些作品放弃对高远理想和深邃思想的追求而感到忧虑。有的作者迫于市场压力，正在不断地向“物性”退守。于是，低俗的搞笑、无聊的戏说，把浅薄当深沉、把玩笑当艺术，消解思想、解构理想，便成为一种时髦。在有些人眼里，“轻松”或“放松”是对艺术的最高期待，“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无厘头成了艺术创作的终极目标。所以，一些作品突破道德底线，放弃艺术追求，以低俗不堪的打闹出丑和对八卦花边的狗仔式追问去博取廉价的哄笑。对于如此现象，有人还称之为多样化。当然，由于不同读者、观众的文化修养、审美趣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精神需求也体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作家艺术家应该努力予以满足。但上述现象完全背离多样化的健康标准，误导了人们对多样化的正确理解。对于有追求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任何时候都要坚守一条底线：远离低俗。

文艺的思想性过时了吗？事实绝非如此。思想性或思想的力量永远都是衡量作品成败最为重要的标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传世经典，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的高尚理想和深邃思想，成为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的作品“三红一歌”（《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如果仅仅用纯艺术的标准来评价，或许还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它们所张扬的理想正义的精神以及对信仰的由衷赞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和进步。同样，今天深受大众喜爱的许多文艺作品，不仅仅因为艺术的审美价值，更因为其所具有的思想性，引发人们内心深处极大的震撼。这些年，被社会认可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一大批小说，都因其思想的厚重及强烈的现实意义，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标志。

当然，文艺以形象思维为表现方法，强调的思想性不同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思想性。它的思想性是与作家的生命情感体验、艺术直觉以及作品的思想价值融为一体的。越是伟大的作品，这种思想的融合度越高。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4月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提出，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在这里，毛泽东同志讲的就是作家艺术思想与技巧的有机融合。高远的理想和深邃的思想永远都是文艺的精髓，在伟大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缺乏理想情怀和思想深度的作品，永远都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瞬间景观，决不会传之久远。

眼下，在一些人的作品中，思想的贫乏已成为一种不断滋长的倾向。这值得我们警惕。应该说，我们确实曾吃过文艺政治化、概念化、公式化的苦头，但我们强调文艺的百花齐放，并非是要拒绝思想性，更不是与理想剥离，那样的话，文艺去掉了理想情怀和教化功能，必然会酿成另外一种恶果。

正如习主席所说，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我们处在这个伟大的转型时代，需要轻松、需要娱乐，但更需要引人思考、启人心智的艺术，更需要提高全民族审美品位和鉴赏趣味的艺术。我们期待社会大众对低俗的搞笑投以鄙视的目光，也期待作家艺术家奉献更多有理想、有情怀、有品位的高格调作品，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